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被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史记》所蕴涵的思想内容，使之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中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关于商品经济的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很值得我们深入地探索和借鉴。 商品经济思想在司马迁经济思想体系中处在核心的地位，是他经济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对此只要指出两点就能够证明。(1)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最详尽最集中的体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平准书》两篇中，而这两篇的基本内容是商业和市场。“货殖”从狭义讲就是商业和商人（独立的小手工业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故包括在商业之中）。(2)受司马迁《史记》之影响，《汉书》也单列《食货志》专篇讲经济问题，但其侧重点是土地、农业和赋税问题，与《货殖列传》有所不同。既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商品经济思想，那么由此出发，逻辑的结论便必然是，在理解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如果没有突出他的商品经济思想，便是一个严重的缺憾，甚至可以说，便是没有弄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这个缺憾还没有能够弥补上，依然空缺着。 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是比较完善的，具有“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性。司马迁： 最先从根本意义上论证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最先系统地总结和记述了商业上的治生之术；最先概述了统一市场，周流天下的市场思想；最先在分析商品经济时，表现出了数量规模的方法萌芽；最先从人性的基本出发，阐明了自己在商业问题上的宏观管理思想；最先较详细的说明商业致富与道德建设的统一关系。 从以上所列几点看，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不是零星的火花，它是完善的，也是系统的。下面我们将上列几点逐一展开论析。 一、司马迁最先从根本意义上论证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重农抑商”在思想和政策上都形成了气候，商业如同在石缝中生存，及至到了汉武帝颁行的“告循令”、“算循令”的出台，那简直是对商业的一次“霜杀”，中家以上“大率破”。就在这贬抑商业的空前严重的氛围中，司马迁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商业唱起了赞美歌，谱写了与“抑商”针锋相对的“兴商曲”。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并不把农业和商业绝对地对立起来。商代的商业已经有明显的发展，周代还为夏之遗民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提供条件。“《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①令“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各成其事。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点明“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②民以食为天，既然是衣食之原，那么商业同其它三业一样，都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没有它同样是要命的事。四业并俱，人们“奉生送死”的生活资料才得以齐备，生活的需要才能够满足。司马迁把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的确立延伸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具有更多的理性自觉。 司马迁在商业的作用上还进一步指出，农工商虞“上则富国，下则富家。”③他没有把商业在富国与富家二者上对立起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商业可以富家，但却不能富国，甚至是家富国穷，僧肥庙瘦。他以齐国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齐国封地多属盐碱地，土地贫瘠，不适宜于农作物的种植，人民原本穷困，但由于当政者提倡和支持手工业及商业，“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④，百姓们便得以富足起来，“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⑤齐国民富了，国也随之强盛起来，齐桓公因之而能成为“九合诸侯”的盟主。⑥ 要确立商业应有的地位，还必须正确认识商人的逐利行为。首先司马迁认为物欲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⑦他在《货殖列传》中，一开始就从批判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倒退思想入手，指出自《诗》、《书》所述虞夏以来，人人都是“耳目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这就不仅说明了物欲是人的与生俱来的要求，而且一个“极”字和一个“穷”字还点明了这种欲望是发展的，无止境的，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不可阻挡的“事势”，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商业的存在与发展，与此有着内在的联系。要满足不断提高的物质需求，就要不断地逐利，积累财富，达到富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前者是目的，后者则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手段。而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相比在致富上是最快的，其累积财富的功能最强，它能够形成经常频繁地社会交往的繁荣景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从肯定的角度引用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概括商业逐利行为的民谚。司马迁把商业的存在和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出来，使商业的地位植根在人性的这一最深层次的土壤中，使它具有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性和牢靠的理性基础。这是不同凡响的，有说服力的。这样的论说，显现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光辉。 对商业地位和功能的肯定的逻辑必然，便是对商人应有的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认同和确立。在“重农抑商”仍然存在的汉初，商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一入“市籍”便被打入“另册”，汉高祖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⑧到了孝惠帝、吕后时虽有所松动，但仍有商人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的歧视性规定。商人是商业资本的人格化，司马迁要把自己的肯定商业的观点贯彻到底，他为商人树碑立传，歌颂商人的经营活动，便是他的观点的自然延伸。他在《货殖列传》中为猗顿、乌氏倮、卓氏等十多位富商大贾立传，总结记述他们的治生之术。他通过白圭之口，高度赞扬了商人。“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商业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经营的，没有足够的智、仁、勇、谋的素质，是不能获得成功的。他以“素封论”概括商人的地位。当官的有权势，而商人有治生之术的技能和知识；当官的以官位而获得俸禄和采邑封地，商人则以自己的经营而赚得财货；当官的以官势可以威风凛凛，商人则以所有的财富与王者同乐；官吏是官府的任命，商人则是社会的“素封”。这种“素封论”是对商人的实际情况的总结。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商人们以自己经营的本事而迅速地富有起来，他们作为一个最具有开拓性的社会群体而开始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还是极为朦胧的。司马迁以“素封论”概括了这种无官而得“封”的情况。在这里还需要说到的是，“素封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从经济的论理上对“官本位”发动的冲击，它显示了商品经济平等观的曙光亮点，也是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的又一耀斑。虽然它不会对“官本位”有根本性的动摇，但它所蕴涵的意义是值得为其在历史上定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