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历史至少给中国提供了三次走向世界、走向变革的机会，然而，这三次机会无一成为中国社会改造自我的动力。 一 最初的机会出现于15世纪初年，其契机是堪称航海壮举的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省浏河口的刘家港出发，远航“西洋”（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及近海各地）。他所率领的舰队弘舸连舳，巨舰接舻，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人数则多半在2.7万以上。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33)，郑和在28年中七下西洋。他每到一地，将“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明太祖实录》卷119）。诸国也“各具方物及兽珍禽等件，……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巩珍《西洋番国志·序》）。由此造成“三十余国，泥首燕都”，“梯山航海而进贡”的盛大气象。与此同时，大批华人藉郑和下西洋的推动力移居东南亚各地，形成一次海外移民的高潮。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描述郑和下西洋产生的双向性影响时说：“明初，遣太监郑和等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意有买田娶妇，留下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因此达到了最高峰。 历史通过郑和下西洋向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建立在南洋的海上霸权，开拓新的远洋贸易，在海洋贸易上与西欧国家平分秋色，分庭抗礼。 然而，中国未能把握这一机遇。仁宗即位之初，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明仁宗实录》卷1）。宣德年间，尽管明宣宗再次派郑和“历忽鲁模斯等十七国而还”（《明史·郑和传》），但自此以后，郑和远航的壮举成为绝响。 当中国远航船队的帆影在海面上消失，大西洋上却扬起了西方人远航的风帆。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州好望角，于第二年到达印度，成为第一个通过海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人；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渡过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向东进入太平洋，并于1522年返回欧洲，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此三次远航，不仅在时间上迟于郑和下西洋，而且在船只的规模与出航的人数上也远不及郑和船队。然而，这并不妨碍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完成划时代的业债：“由于我们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横渡了，新岛屿被发现了，印度的一些僻远隐蔽的地方，揭露出来了。西方大洲，即所谓新世界，为我们祖先所不知的，现已大部明了了。”（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30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从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 曾在航海上占有多方面优势的中国人不仅未能完成地理大发现，而且连在南洋的优势也保持未久，后来的西方人却以他们的远航“给我们一个新地球”。后人读史至此，每每不免唏嘘感叹。梁启超以富于情感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国民中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饮冰室文集·祖国航海大家郑和传》）郑和下西洋结局的惨淡成为中国人难以忘怀的历史遗憾。 历史活动的直接动力首先是需要或利益。郑和下西洋既无向海外作殖民征服的意图，也不是为了开拓海外贸易，而是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企图通过“宣威海外”以示正朔的一种努力，诚所谓“振纲常以布中外，敷之德以及四方”（费信《星槎胜览·自序》），“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当然，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指出：明成祖“进行这些远航实际上有很多理由：寻宝——郑和的船只叫‘宝船’；显示他的权力和财富；了解帖木儿的和其他西亚蒙古人的计划；扩大朝贡制度；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他对荣誉的渴求；以及使用他的宦官队伍”（年复礼等《剑桥中国明代史》第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这些理由仍然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必然的联系。一旦帝王的意图改变或兴趣转移，郑和的远航活动自然颓然而逝，无声无息。 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驱动力不同，哥伦布等人之所以百折不挠以向东方，是因为在其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15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旧的货币流通额已不再能容纳西欧商品流通量，“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1页）。于是，一股炽热的“黄金渴望”风靡欧洲，“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0页）。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神秘渲染的东方引起冒险家们的强烈向往。然而，金帐汗国的崩溃、土耳其的扩张、阿拉伯人的垄断，使欧洲与近东的贸易在15世纪末陷入困境。为此，西欧各国汲汲以求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以便直接深入其艳羡已久的远东财富之源。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航海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迭相出现的，它们所表现的，是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而这样一种“生产的利害关系的影响”是远较任何政治意图或帝王欲望更为持久、坚韧的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