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今广东、广西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民族形成过程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岭南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 岭南，民族，经济 岭南，指骑田岭（今湖南东南宜章、郴县间，为湘江支流耒水和北江西源武水的分水岭）、大庚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又称东峤、梅岭，古为通向岭南、岭北的咽喉）、都庞岭（在今湖南和广西交界处，又称揭阳岭、永明岭）、萌渚岭（在今湖南江华西南与广西边境，为湘江支流潇水和西江支流贺江的分水岭，又称揭渚岭、临贺岭及白茫岭）及越诚岭（在今广西东北和湖南边界，与都庞岭间有湘桂谷地，又称始安岭、临源岭、全义岭及越岭）以南的地区。岭南又称岭外、岭表及岭峤，其地域相当今广东、海南及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区。拙文只重点探讨今广东、广西在两汉时期及以前的民族和经济状况。 一、先秦时期岭南的民族和经济 岭南的今广东、广西地区，是有着古老而悠久历史文化的。旧石器时代，广东有曲江县的“马坎人”化石发现，广西有“柳江人”化石的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高要县广利镇蚬壳洲贝丘遗址、珠海市淇澳岛后沙湾下层、深圳市大黄沙第二文化层及稍晚于此的台山县广海蒲草山塘沙岩遗址、深圳市咸头岭、葵涌大黄沙遗址第一文化层、南海县大同灶岗、佛山河宕等贝丘遗址、揭阳县地都蜈蚣山、埔田宝山岽遗址、普宁广太虎头埔及迟尾后山遗址、曲江石峡遗址及潮阳县左宣恭山遗址等。①遗址中发现有房基、陶器、骨器、石器及装饰品等。广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柳州市的蓝家村、鹿谷岭、响木、鲤鱼嘴，扶缓县的中东，左崇县的吞云岭，隆安县的大龙潭遗址等。②遗址出土器物与广东基本相同。这些都说明夏代以前，广东、广西都是古人类和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有着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样进步的文化。 夏代前的岭南，过去多笼统地称为南蛮（古越）地区。实际上，这一地区生活着多种不同成分的民族。何光岳先生说，“越人的族团，是由西羌的炎帝、黄帝族系与东夷的太昊、少昊族系中分支出来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氏族团体，他们吸收和继承了炎黄的龙蛇图腾与两昊的凤鸟图腾，形成了兼有蛇、鸟图腾崇拜的习俗”，“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越人之所以被称为越，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使用一种用以砍伐林木，过着万耕火种的烧畲迁徙生活的石斧，叫钺，甲骨文钺，正像石斧缚在大柄上的象形文字一样”。且越人有“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迁入东南沿海及江南的。”③这种将原始时代黄河流域使用石钺（斧）的人，同长江、珠江流域使用石钺（斧）的人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有见解的。不过，炎帝、黄帝氏族出自有熊与有峤族，非来自西羌。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观点看，岭南、岭北的越人，应为旧石器时代当地人类的后裔，即土著氏族，黄河流域南迁的越人与其融合，以其较进步的原始农业生产技术成为首领而统称为越人。尧舜时，今湖南洞庭湖与江西鄱阳湖一带就有三苗，亦称苗蛮。尧舜征苗蛮，将叛乱的部分迁往三危（今甘肃敦煌），部分留居，部分则迁入岭南地区。蛮人分布于江南地区，系当地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后裔，后来加入了黄河流域迁来的氏族。“蛮人是中国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部落群体，后来被羌戎、东夷联盟集团所击败而逐渐南迁于长江中下游，还远迁至珠江流域和印度支那半岛，因此被称为南蛮。”④舜曾将欢兜放于崇山，以变南蛮。炎帝神农氏的裔支烈山氏柱南徙入厉乡（今湖北随州）。其裔支在黄帝时期，又徙入今湖南，部分又远徙岭南，炎帝后裔封氏族，在尧舜时有一支南徙今广东封川、信都及广西合浦、南宁一带。舜帝及大禹时，尧子丹朱与黄帝后欢兜之裔族，又被迫南徙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黄帝臣缙云氏之子饕餮的后裔在舜、禹时，部分徙入今云南、贵州及广西一带。以葫芦为图腾的盘古氏族，遍布于长江南北，源于四川岷山一带，与炎黄族关系密切，南徙后，与土著族结合，成为瑶族的祖先。陈志良《漫俗杂记》（《说文月刊》第2期）云：广西少数民族中，流传着：“汉、苗、瑶、僮、侗、彝等同源的故事。相传首出御世的君王是瑶族的盘古，而汉族则从黄帝以后才兴旺起来。所以瑶人有句俗语，叫做‘先有瑶，后有朝’。而瑶人又说：‘汉、瑶本是亲兄弟’，大家是相爱的。”舜帝崩，葬苍梧，其兄族象迁此。《越绝书·越绝外传》云：“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偶会》云：“象耕零陵”，即今湖南永州。象的裔支后又迁入广东、广西象江及象山一带，另一支又迁入贵州及越南广南省第地。由此而知，岭南地区在原始时代，土著族已与北方徙来的越人、炎黄裔支、太昊及少昊裔支、戎羌裔支、盘古氏裔支等错居、融合，形成了古越、蛮、苗、瑶、黎等族。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文物与黄河流域同期文物有相同因素，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有一定关系。 夏商周时期，中原及江淮至江南地区的华夏或少数民族诸侯国、部族受到压迫与征伐，纷纷南徙，迁入岭南地区。华胥氏裔支受商的压迫、征伐，南徙入浙江、福建及广东遂溪、南海、潮洲一带。炎帝裔支灵族，商周时部分徙入今广东南海灵洲山、广西灵川县及贵州灵博山一带。炎帝裔支林方人，在周代南徙入今广东曲江县林源山、化县、和平县、电白县，广西的三江县、灵山县、桂平县及越南中部。夏、商多次征讨越人，尤其是商王武丁时期，越人受侵害更为严重，不得不向南方逃难，与古越或土著居民杂处，逐渐形成互不统属的“百越”。他们分布于汉水下游至湘江流域，以及岭南、滇黔与越南北部。黄帝后裔奚仲之裔族儋耳人，在商初迁往岭南，后部分又迁入今海南省。商末周初，黄帝裔支伶人南迁入广东乐昌冷君山。商代，黄帝裔支迁入番禺（今广州），周后期与扬越、南越融合，称番越。广州的番山、禺山以番禺人而得名。炎帝后裔共工氏之后在商周时迁入今广西大瑶山一带，逐渐形成花蓝瑶。李干芬认为：“瑶族的称谓是人的姓名演化而来的”，认为古由余国即瑶的祖先。⑤何光岳先生考证：“帝舜，姚姓，姚与摇同音”，“摇民系东夷族帝舜之裔，他们与华夏族融合”，“居于黄河流域”。瑶人和苗人“在周代一同南迁，他们与有苗氏蚩尤之裔结合”，南迁入今广东乐昌、广西桂县与全县一带，以至越南。⑥夏商时期，盘古氏的后裔受到征伐，又多南徙，广东、广西的瑶田、瑶山、瑶岭、瑶峒等地名，当系盘古后裔与瑶人结合后居住的地区。夏、商、周时期，岭南的今两广地区，虽然还没有诸侯国，越、蛮、苗、瑶、黎等族还多处于部落时期，但由于有不少华夏、东夷、戎羌、夏人、商人的徙入，故在经济、文化上明显地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如广东东部发现的40多处“浮滨类型”青铜文化遗址及遗存文物，“与以曲折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时代早于夔纹陶类型文化。由此推断，浮滨类型文化的年代，其上限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下限可能在西周中期”。“广东这时期出土的编钟，多以6件或7件配套，只见甬钟而不见纽钟，花纹很有地方特色，看来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在本地铸造的。”⑦广西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只有零星发现，墓葬也较少，反映了广西当时华夏族成份较少，因而商周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不如广东。但从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出土的西周铜盘、勉岭出土的商晚期铜卣⑧及铜戈，以及马头乡勉岭先秦墓葬群出土的“与西安西周墓出土的相似”铜盘、铜卣看，商周的青铜文化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广西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