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官营手工业作坊概说

      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①这是因为分工不是一种与生产形式并列的自然存在，而是一种技术构成。分工越复杂，相互制约因素就越多，这里有工具种类的增多、劳动内容和方式的增多、流通交换方式的增多等。越是专门化的生产，越是要求专门的技术、工具和原料；越是复杂的分工，越是要求专门生产的组合。②这种组合，便形成各种不同门类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作坊。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生产自身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手工业不仅成为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且生产种类、生产环节都表现出了很高程度上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由于春秋以来，楚国的王权始终十分强大，政府控制了生产和流通领域，私营手工业生产未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因此，本文的探讨集中在官营作坊上。

      一、中央政府直属作坊

      《周礼·考工记》：“凡置官之法，所以教示在下。上行之，下效之。今一国皆能，不须教示，不置其官。”这里的“官”，即官营手工业作坊。又《国语·齐语》记管仲对齐桓公之言有“处工就官”句，也足证官府即手工业作坊。《周礼·考工记》列举了三十个工种，即“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应该说每一个工种都应设有官营作坊。楚国究竟有哪些直属中央政府的官营作坊？按理至少《考工记》所列三十个工种中的主要工种都应相应设置。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中央政府直属官营作坊主要有以下九类。

      造府 府库本为储藏器物之所，但到战国时代，各国府库往往兼负造器之责。③迄今所知有“造府”字样的楚器有四：《商周金文选录》578号《陈旺戟》，其铭文为“陈旺之岁造府之戟”；《三代吉金文存》3·12·1所录《造府鼎》，其铭文为“此造府之右冶囗囗”；《古玺汇编》0131著录有“造府之玺”；《古玺汇编》2550所录《造府玺》④。“造”字从“人”从“告”，或从“攴”从“告”，郝本性等释读为“造”⑤，可从。据黄锡全考证，“告”字上部竖笔向左弯曲，应是楚文字的特点。“造府”铜玺出于寿县，上列诸器之时代多为战国晚期，这说明此府与大府、高府一样，是设在国内的中央府名⑥。据“造府鼎”知“造府”下有冶铸机构，郝本性认为“至少有两个，既有右冶，当有左冶。……负责铸造之事”⑦。郑超也认为，造府的“主要任务是制造器物”⑧。而据《陈旺戟》出于造府分析，此府也铸造武器。总之，造府为楚国大型官营冶铸作坊是没有疑问的。

      郢卶 （？）府 江苏无锡出土楚“陵君”铭文铜器三件，其中，铜豆盘外底有：“郢（卶）（府）所告（造）”等铭文数十字。陵君诸器属战国晚期楚物，铭文中“郢”无疑指寿春。第二字不清，难以解释。黄锡全以为或即“卶”⑨，姑且存疑。无论第二字为何义，此府当与“郢大府”类似，是楚都内另一府名。李学勤认为，“□府，属于楚朝庭机构，为王子申制器，类似秦的少府。”⑩李零、刘雨则进一步指出，“应为楚之郢地监造这批铜器的官署名。”(11)可见，“郢卶（？）府”当即楚都中监造青铜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

      铁官 《荀子·议兵》云：“楚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钜”，杨倞注：“宛地本属南阳。徐广曰：‘大刚曰钜；釶，与釶同，矛也。’《方言》云：‘自关而西谓之矛，吴杨之间谓之釶，言宛地出刚铁为矛也。’”宛，既是楚国北疆的经济和军事重镇，又是楚国的冶铁中心之一，故可以判断楚宛县设有铁官。因为当时的齐秦都有铁官，而此后的汉代也多置铁官，加之楚国冶铁业起步早、发展快，想必楚国在铜官之后更置铁官，乃是理所当然的事。(12)

      织室 《古玺汇编》0213和0320分别著录有楚“织室之玺”一枚，又同书0310著录有楚“东（国）织室”玺一枚(13)，长沙楚墓还出土这一枚“中织室鉥”铜印(14)。上列诸“织”字均不从“系”，朱德熙、裘锡圭释为“织室”(15)，甚确。“织室”之名见于《汉书》、汉印。《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少府”属官有“东织、西织。……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汉印有“织室令印”(16)。叶其峰认为，“织室之玺”殆是管理纺织手工业的工官玺印(17)。“中织室”之“中”，郑超以为“大概指王宫之中”，“中织室大概是专门给王后宫女们制作服装的地方”(18)。石志廉则认为，“中织室玺和织室之玺，均为掌管宫廷纺织事业官吏所用之印”(19)。“东（国）织室”之“”字从“邑”从“或”，郑超以为“当即‘国’字异体”。《左传·昭公十四年》记：“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郑超由此指出，“东国织室不知是否也设在召陵”(20)。何琳仪则认为“东”在安徽淮北(21)。黄锡全在综考诸家之说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为，“织室”二字均具楚文字特点，其字又见于楚简和铜器，尤其是“室”字，乃是判定国别的典型字例。“织室”应是掌管王室丝帛织造的官府机构，“织室令”才是官名。“中”与“东国”可能均是地名，楚系铜器有《中子化盘》(22)、《中子宾缶》等器(23)，这些“中”亦即“中州六器”之“中”，为汉阳诸姬之一，后来臣服于楚，并为楚灭。《中子化盘》铭云：“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莒”可证(24)。玺文“中织室”可能就是“中”地的织室。“”即“古”或“国”字，其写法与《古玺汇编》0204及《师簋》同。“东（国）”之名，又见于《保卣》、《宜侯矢簋》及《师簋》等器。《战国策·西周策》：“令楚割东国以与齐”。高诱注：“楚东国，近齐南境者也”。如依高注，“东国织室”当在近齐南境之楚东国城内。事实上，楚东国也即“东地”，《战国策·楚策》记楚昭常对齐使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这里的“东地”即东国。因此，“东织室”也可解为楚东地所设织室。“召陵”，杨伯峻以为在今河南郾城县东三十五里(25)。在楚墓中发现了不少丝织物，有“丝绸宝库”之称的江陵马山砖瓦厂1号楚墓便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刺绣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一件褐色矩纹锦，其黄色绢边上有墨书“女五民”三字，这大概是工匠伍氏女子的署名。锦面上钤盖着一长条形朱玺，应为织造机构的标志(26)。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说楚国纺织手工业在当时已非常发达，而且也证明纺织品上还须加盖织造作坊的玺印，写上纺织工人的姓氏，可见其分工之细密和管理之严格(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