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在没有经历过完整意义上的工业革命的情况下，促进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是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客观作用，交通运输发展的有利条件，以及近代工商业的巨大推动。这三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其他因素都是伴随着这三种力量运动的。 关键词 近代 城市化 交通 工商业 城市的出现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城市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从原始形式向现代形式的发展变化。而城市化则是近代随着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而来的，一个农村人口迅速转入城市，农村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化的城市经济，传统的乡村社会逐步转变为新型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可见，工业革命对城市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工业主义的力量，释放了城市的幽灵。”①本世纪以来，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水平也提高了。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和水平与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城市很早就出现了，并逐步发展着，但是到了近代这一正常进程被打断了。而且近代中国工业发展比较薄弱，没有经历过完整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所以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和西方国家也是不一样的。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总有一个发生、发展、提高的过程。尽管近代中国不具备西方国家城市化的条件，城市化还是发生了。一些新兴的近代城市出现了，一些城市的功能发生了明显变化，具有了近现代城市的一些特征，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城市化的水平是很低的，有些还带有浓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就城市人口这一点而言，据估计，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不过1%，1900年增至13.6%，1950年升至28.4%，1986年达43%；而我国直至1949年，城镇人口才约占总人口的10.6%。②近代中国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虽不算快，但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843年到189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2 072万人增加到2 351万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由5.1%提高到6%。那么，促进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以下，笔者从三方面略加论述。 一 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客观上对近代中国城市化起了推动作用 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意义上找业革命，因而也就不能以此做为近代中国城市化的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同时也迫使中国城市的正常发展中断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然而另一方面却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或迟或早也要进入资本主义。可是，我们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诸方面来考察，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作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封建城市过渡到近代城市也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西方列强的入侵，却使这一进程加快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 首先，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特别是棉纱、棉布的输入，使中国的农业，家庭手工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大量洋纱的进口，土纱的纺织已经几乎停止了”。③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④这种情况还逐渐发展。除此之外，其它行业的情形也相差无几。如手工业中的制烛业。制烛的原料白蜡虫的主要产地之一四川，1884年以前，每年从四川建昌峡谷挑运蜡虫到放养区的脚夫需上万名，但自1884年以后，由于煤油的进口，从建昌峡谷供给其他地区的蜡虫只需一名脚夫挑送就够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十多年内，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手工纺织业，已在沿海各省和长江、黄河中下游各省一些地区趋于没落和解体，并开始向长江、黄河上游及边远省区扩张。这样，大批失业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为了寻找生路，涌入城市，使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结构也出现了变化。在这些地域出现了城市化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其次，近代中国的一些城市，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才引起发展变化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⑤而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城市开辟为通商口岸，则是这些城市发展的一个契机。帝国主义把这类城市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倾销商品，设立工厂，创建银行，建设文化教育机构，使这些城市畸形地发展起来。原有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现代城市过渡。例如重庆，开埠以前是一个封建的内陆型沿江港口城市。1876年以后，重庆开放了，外资在此设立洋行、公司、工厂等，中国资本的新式商业公司和工厂也陆续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诞生了。随着川江航运的迅速发展，使重庆形成了新型的近代城市经济体系。另外，随着开埠，过去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观念出现了。在重庆煤油的使用也日益推广，“似乎没有人因为怕火而反对使用煤油，洋伞也正在逐渐取代过去流行的草帽，人们对火柴、闹钟、蜡烛、铁皮保险箱以及更多的非日常生活品的奢侈品越来越表示欢迎。”⑥从重庆开埠到辛亥革命爆发，外国资产阶级先后设立的公司有49家，工厂11家，民族资本的工厂约52家。马克思指出：“城市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农村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⑦由此可见城市化的深深印迹。另外，做为近代城市重要特征之一的近代教育也出现了。1892年四川第一所新式学堂洋务学堂建立了。1894年美国教会创办了求精、广益等中学及去法文学堂等。1897年《渝报》等一系列报刊的发行，使城市的信息传播功能有所加强。二十世纪初年，重庆人口约30万人，1932年市内人口已达49万余人，全市占地面积已约有187平方里。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