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他们有的是在批判声中成长，有的是在红色的目光（指“红眼病”）中成长，有的是在种种围追堵截中成长，有的是提心吊胆地成长（因为时刻在担心被“割尾巴”，担心“秋后算账”）。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发展到如此规模，可见生命力之强。 中国人有个很奇怪的心态：外商来了，毕恭毕敬，要什么政策给什么政策，把最好的地拨给他们，把最低的税率给他们，把外贸经营权给他们。中国人到国外发了财，即使出去没有几年，一旦做了华侨，对他们同样毕恭毕敬，处处给予优惠和关照。作为一个具有庞大失业人口等待就业机会的大国，作为一个建设资金极短缺的大国，所有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中国人如果在国内发了财，特别是在本乡本土发了财，许多人就会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把他列入坏人之列，恨不得合起伙来把他卡死。 不过，中国人钻政策的空子也有一套办法。你不是给外商各种优惠吗？如果我变成外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许多假合资和假洋鬼子就出现了。这是我国一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发迹的秘诀。 首先是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都是非常谨慎的。前几年，一些银行的行长纷纷在媒体上表态，把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作为政治任务。温州作为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企业的经济效益都比较好，还款能力至少不比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差。但温州前些年每年存差数十亿元，即这个地方自己的资金有几十亿调到了外地。义乌市同样如此。 党的十五大已经提出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但在我国银行信贷工作中，事实上仍然在坚持所有制标准，而不是效益标准。许多民营企业经济效益非常好，但获得贷款仍然比较困难；而一些国有企业效益并不好，且已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包袱，眼看贷款难以收回，银行照贷不误。 以前，城市信用社把民营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现在，一些城市的信用社并为合作银行后，也把国有企业作为主要贷款对象。由于城市合作银行的资金都贷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贷款就更困难了。看来，银行信贷工作由所有制标准转向效益标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如果银行贷款仍然按所有制排队，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思路就很难有效地贯彻，民营企业也很难迅速发展。 与银行贷款一样，在股票发行和公司上市方面，同样存在着所有制标准向效益标准转化的问题。公司上市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让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通过直接融资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为广大投资者提供高效益、高回报的投资对象和金融资产。而坚持所有制标准，把一大批效益较高、管理较好的民营企业排除在上市行列之外，既不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也不利于社会资金的有效使用，更不利于投资者。如果坚持惟效益论而不是惟成分论，让那些效益比较好的民营企业优先上市，将会使这些企业迅速扩张，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股票的质量。 其次是外资。当前我国大多数工业品在国内市场过剩，如果积极做推销工作，这些产品会在国际市场上开辟较为广阔的销路。但这项工作是一项极为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有较强的主动性。目前，我国从事对外出口工作的主要是国有外贸公司。这些公司由于机制不活、动力不强，许多本来可以开辟的市场没有主动去开辟，不仅不利于扩大出口，也使许多外贸企业陷入困境。近年，我们对极少数特大型生产企业下放了外贸经营权，众多民营企业仍然被排除在放权对象之外。其实，许多国家的进出口工作并非是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的专利。美国专业代理进出口公司6人以下居多，12人以上只占30%，最大的也不过几十人。 在德国的6万多家贸易代理机构中，只有1～3人的占50%，6人以上的公司只占8%。在我国，当务之急是向民营企业下放外贸经营权。 这些民营企业有了外贸经营权后，就可以独立自主地与外商做生意，在国外开辟一片新的天地，这不仅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还会促使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幅度增加，为许多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品找到销路。 金融领域也应逐渐对民营企业开放。既然我们允许那么多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我们也应该允许中国的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目前，我国真正的民营银行只有民生银行一家，这与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相称的。深圳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上市银行，本来应该是民营金融机构，但事实上主要仍由地方政策控制。 在某些商业领域，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认为国有商业天生就应当是主渠道。在这方面我们应改变一下观念，即主渠道不是封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改变一个观念，即认为民营企业天生就是与假冒伪劣联系在一起，而国有企业天生就是与优质和自律联系在一起。民营企业参与某些领域的经营，初期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假农药、假种子、病猪肉等，但这主要是市场管理问题。国有商业在自负盈亏和利益驱动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相反，那么多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国有商业垄断，他们也不是长期用假种子，也不是长期吃病猪肉。关键是要加强市场管理，而不是加强某种所有制，打击另一种所有制。 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的市场竞争，不仅仅是企业的竞争，也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不仅仅是企业的优胜劣汰，也不仅仅是产品的优胜劣汰；中国的竞争本身包含了所有制竞争，包含了经济管理体制的竞争。那些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所有制形式和管理方式，无论我们怎么保护它，无论我们如何把它说得天花乱坠，终究要在竞争中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