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乡镇集体所有制安排效率的三种解释：合作文化论、内生所有制理论和模糊产权理论 80年代至90年代初，乡镇集体企业是中国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部门，也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一种公有制组织形式，中国乡镇集体企业骄人的发展绩效，堪称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些经济学家宣称，通过不定期的观察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乡镇企业具有与私有企业同等高效率(Svejnar,1990;Pitt-Putterman,1992;Weizman and Xu,1994)，并从证伪角度对传统产权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影响最大是韦茨曼和许成钢提出的合作文化论。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了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一种产权模糊的公有制组织，为什么具有与私有制企业同等效率的问题。他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合作程度很高的文化环境中，即使一种公有制企业的产权界定是不清晰的，仍可以取得高效率。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高效率是建立在东方式的合作文化基础上的，而传统文化是作为一种潜在的长期因素在发挥作用。由此得出的命题是，中国乡镇集体所有制安排具有长期的动态效率，乡镇集体企业具有长期的生命力。很显然，如果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将是对传统产权理论提出的“产权界定清晰是企业高效率的必要条件”这一命题的否定。 然而，近几年的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发展绩效并没有验证合作文化论提出的命题。自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遇到了众多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乡镇集体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并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长期积累动力不足和掠夺性经营导致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净资产急剧减少，大多数企业出现高负债率现象，以至于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流产”。在这种背景下，乡镇集体企业全面进入新一轮的改制高潮。大多数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净资产转让方式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和私有企业，作为主要投资者的社区政府，已基本上从企业中退出。这一发展态势，似乎在预示着中国传统的乡镇集体企业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 这种传统的乡镇集体企业，从80年代初开始的超常规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走向衰落的发展历史，留下了需要从经济学角度作出解释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建立在“合作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具有与私有企业同等的高效率，为什么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并没有像西班牙的合作制企业、德国的工人参与制企业那样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如果中国传统乡镇集体企业并不是与私有企业具有同等高效率的企业，为什么曾经一度创造出了骄人的发展奇迹？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传统乡镇企业成功的原因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田国强的内生所有制理论和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田国强认为，所有制的安排是内生的，经济自主化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的不同程度将决定所有制最优安排的不同选择。在经济自由程度低下、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产权安排是社会最优的选择；但当经济高度自由、市场接近完善的情况下，民有产权安排将比国有产权和集体所有产权占优，成为一种最优的产权安排选择；当经济的自由度、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时，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将是最优的。他由此推测，随着经济环境规范程度的不断提高，产权不明的集体所有制会逐步向民有产权（个体企业、私有企业、股份企业或其他产权明晰的企业）转变。内生所有制理论把产权安排视为制度环境的函数，并从制度环境角度解释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变迁（田国强，1996）。 李稻葵认为，在过渡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原意以集体所有制形式存在，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在市场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许多交易行为具有潜在的非法性和巨大的交易成本，这使模糊产权成为企业家自愿选择的、相对有效率的、从而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安排。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模糊产权安排变得低效率，并逐步失去其合理性（李稻葵，1995）。 上述三种解释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安排效率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论，都是从制度环境角度研究中国乡镇集体所有制安排的发展绩效，并对该种所有制安排的发展前景作出预测。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乡镇集体企业由盛至衰的原因及其过程，即分析中央政府的所有制偏好、所有制政策的变迁是如何影响乡镇集体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竞争条件，制度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而引起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再配置，并最终导致社区政府从乡镇企业中退出。 二、中央政府的所有制偏好、所有制政策与传统乡镇集体企业的制度环境变迁 1、中央政府所有制选择行为的目标函数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建立起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某一特定经济结构下的不同所有制的效率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不同的所有制将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安排效率，从而决定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具有不同的激励结构和经济绩效。如果经济主体可以自由地选择所有制形式，那么，在相同的经济领域，低效率的所有制形式将难以生存，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结果是社会将会形成有利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使用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社会的所有制偏好。由于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习俗、道德和伦理准则，它们对不同的所有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如果一种所有制与某一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冲突，那么，即使这一所有制具有比其它所有制更高的效率，也未必会被社会所选中。产权经济学特别强调国家统治者的所有制偏好对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和变迁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所有制偏好对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假定：(1)在经济体系中，只存在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三种所有制形式；(2)企业之间只存在所有制差异，而不存在规模、技术和要素禀赋（如经营者能力，资本、劳动力的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的技术性差异，而且相同所有制企业的产权结构完全相同；(3)政府是一个人格化的组织，其行为符合经济人的基本假定，按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所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