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点及历史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群喜(1965— ),女,常德师范学院政治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常德师范学院 政治系,湖南 常德 415000

原文出处: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们在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都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重大作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期刊代号:D2
分类名称: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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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3—0043—04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虽各不相同,但都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重大的作用,有许多共同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 两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特点

      1.都是围绕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历史地位展开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全面抗战进入新阶段,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严峻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及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思想并不统一。宗派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为此,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造活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学习与时局》等。并于1941年秋着手起草《历史草案》,总结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在他的亲自倡导下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了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之前,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重要理论虽已提出,在指导中国革命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整体上说,还不够成熟,尤其是没有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真正认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看法不一。如果这样下去,将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历史决议》的形成并通过,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1](P955)同时, 《决议》在高度评价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而勾画出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的理论成果。因此,《决议》的形成与通过是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先导。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总路线的确立和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全国出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可喜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与警觉的现象。一方面,极左思潮依然存在,一些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与抵触;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少数人借拨乱反正之机,全盘否定党的历史,极端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闹事。在党内和理论界,也有一些人思想动摇,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历史决议》。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9次谈话, 提出了《决议》的总的写作的指导思想。他说《决议》的中心意思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要做到“争取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决议到此基本结束”[2](P292)。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六个方面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因此,《决议》的通过,消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2.都以“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主要批判对象

      两个《决议》都对中共党史上持续时间长、危害大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在分析批判中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1945年的《决议》,首先,主要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做出了详细结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着重批判王明教条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其次,深刻分析了王明以及第一、二次“左”的错误产生的根源,认为“左”倾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1981年的《决议》也是以“左”倾错误为批判对象的。从某个意义上说,第二个《决议》出台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影响。因为在粉碎“四人帮”后,尽管我们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解放,精神枷锁没有彻底解除,拨乱反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就《决议》内容来说,则是在批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中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地位。首先,毫不隐讳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其次,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性质。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P34,30)。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3](P28)。最后,《决议》深刻分析了“文化大革命”错误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尤其是指出了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3](P38~39)但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我们的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4](P298)。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错误。”[4](P300 )这样就把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很好地统一起来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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