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不断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已被近十多年来并且必将被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为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党提出并初步回答这个基本问题的过程，全面把握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对于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初步回答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邓小平至少14次提出并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现择其几次重要的论述加以分析。1980年邓小平在全党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高潮中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984年邓小平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当邓小平第五次论及这个基本问题时分析得更加透彻，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考察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提出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的着眼点有二：一是着眼于总结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如他第六次谈到这个基本问题时指出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1987年邓小平同多位外宾谈了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和建党以来的历史。邓小平指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邓小平还多次谈到他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件好事，即“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当然，在邓小平的这个着眼点中还包括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80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肯定并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同时，又提出并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邓小平在着眼于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总结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这位伟大战略家所具有的宽广眼界。 二是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即从社会主义的“个性”提出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从不泛泛而谈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也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有哪些共同经验，而是着重分析我们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1982年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后，邓小平先后19次使用和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了解和把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的着眼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从第一个着眼点即着眼于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 而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发展到20 世纪80年代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课题。它要求我们党去回答、去解决。事实正是这样，我们党在80年代已经看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回答不了这个课题，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是不成功的，在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中也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挫折。我们党在总结自身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初步地回答了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在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后不久，发生了东欧演变和苏联解体的严重挫折。它从反面证明提出和解决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存亡。目前已形成的共识是，苏联东欧瓦解的原因虽然可以总结许多条，甚至可以说有无数个因素起作用，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东欧都没能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 第二个首眼点即着眼于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它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行，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了弯路、吃了苦头后才得出的结论，为什么犯了“照搬书本、照搬外国模式”的错误？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上犯了思想方法方面的错误，即认为我们只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才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是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推断，而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结论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即一般规律的论述是正确的。其中一些结论被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有个别观点或结论被实践修正或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社会主义一般规律属于社会主义“共性”范畴。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是社会主义的“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只能通过个性而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论述来要求甚至剪裁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第二个着眼点，既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摆正了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着眼点也要求我们：不要对别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指手划脚，也不能要求别国来搬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是很深刻的，也是发人深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