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2646 （2000）04—22—05 在推出了《小说美学》、《中国文学美学》、《六朝美学史》等厚重著作之后，吴功正又推出了70万字的煌煌大著——《唐代美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这意味着他在美学和美学史的研究上站位“第一排”的理想又一次实现。 吴功正先生十分重视美学史著作体例的独创性，他在《六朝美学史》后记里说：“体例就是思想。”因此，他的著作一部一个模式，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充分显示出作者求新求变的“进击状态”和“弹跳状态”以及游刃于重大题材的实力和艺术。笔者从未有过作“史”的雄心和实践，聚读史之感受而深深感到，一部优秀的美学史或文学史著作有三大难题需要很好的解决，其一为“关系”，其二为“交融”，其三是“流变”。此文亦就此三方面入手读解，不知是否进得吴功正创设的浑灏宏肆的美学情境？ 以笔者之愚见，文学、美学史类的书最让作者棘手的还不在于对各种现象的描述，对史的演变的交代，对许多的个体特征的阐论，而首先是各种“关系”的摆布。错综复杂的关系建构即是一部书的理论框架，吴功正此著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比较、照应及对应等来实现的。 一是比较。此一书简直就是一部比较学，所有一切都处于比较中而在比较中关系起来：阶段与阶段比（初、盛、中、晚唐乃至其中某一个时期与时期之间）；流派与流派比（吴中诗派与岭南诗派，王孟诗风与大历诗风，韩孟与元白等）；思潮与思潮比（中唐的复古美学思潮，晚唐的三股美学思潮等）；诗人与诗人比（初唐四杰、王孟、高岑、韩柳、元白、贾姚等）；门类与门类比（诗、赋、文、小说、书画、服饰、歌舞、园林等）……通过比较，零散繁乱的仿佛彼此不相关地独立着的个体和现象“关系”了起来，形成了“你中有我而我中有你”的互为关系、互为背景的共同体，所有的“个体”全都进入了秩序化、整体化的星系轨道。而且，吴功正在比较之后的评说和论断也往往都是比较性的，试举一二： 如果以盛唐作为坐标，晚唐的气象确实偏狭得多了。如果说盛唐美学是外向型的，晚唐承中唐更趋内敛，审美主体的视线渐渐收合，视域渐渐敛缩。他们没有了盛唐人的社会价值观，既然时代已近凄艳黄昏，理想无由实现，遂走向内心的体验、玩味或出入于青楼香阁。这“秋花”是“幽”且“艳”的，于是也就在红浓绿重之中显现出特有的色彩和格调。（第681页） 晚唐美学的最大特征是形式美学、惟美学、纯美学。这是晚唐美学向着另一方向发展的标志，它不是美学内容的没落，而是寻求着另一种形式。就根本而言，晚唐更把文学作为审美形式来看待。（同上） 从盛唐到中唐是一种精神气象变成为另一种精神气象，没有高低之分；是一种审美形态变成为另一种审美形态，没有精粗之别。虽然中唐也承继了盛唐的兴寄、风骨，但其内涵有所变化。韩孟诗派的风骨是力在审美中的体现，是恢张扬厉的表征，而不具备盛唐美学的原初意义。……（第637页） 这些结论以比较性的语言形态表述，见解精辟深刻，而且，对于结构的谨严缜密起到映带穿联的“关系”作用。 二是照应。既然是史，便具有动态的、连续的、渐进的、发展的过程性。任何一种现象（包括流派、思潮乃至作者作品）都是这一历史长河（时空断）里的一有机因子，有其独立而区别其它的偶然性，然更多的是其摆脱不了“关系”的必然性。吴功正良好的“史”的意识和眼光，使其在处理任何一现象时都具有全景观照，总体把握的“照应”动作。比如盛唐和中唐这两个前后辉映的美学史阶段，作者安排了两编（“第三编 辉煌的盛唐气象”和“第五编 美学新灿烂时期的中唐”）平均使力，而又侧重开展。在此两编之间又专门插入一编（第四编 盛中唐间的交替嬗变期”）专论“唐诗美学集大成者——杜甫”。杜甫在盛唐虽已露大家气象，但其作用和影响毕竟在中唐。这样的安排非常巧妙，既突破了历代文学史划分和表述上的藩篱，更是着眼于盛、中唐照应上的过渡。吴功正在第三编的结语中说：“登慈恩寺塔的衮衮诸公的预感被现实所证验，没有多长时间，那场决定盛唐裂变并使唐王朝命运无法逆转的事变——安史之乱发生了。历史大转折来临之际，把它的历史和美学的代表人物推到了前列，他便是，杜甫！”（第387 页）于是自然地过渡到第四编对杜甫的专论。经过漫长的对杜甫、对深受杜甫影响的中唐美学充分论述之后，在“中唐美学结论”中又照应了上去：“中唐美学的转变每一条线路上都离不开杜甫。”作者瞻前瞩后，顾盼生姿，通篇线收索络，结构周密。 三是对应。如果说照应主要是前后关顾，那么，对应则重在彼此双方的平行同列，甚至是此一个系统与彼一系统的并重相当关系。吴功正在前言里说他对白居易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白居易一生思想性格及其创作都非常复杂，在评论上势必要突破传统的致用美学观念而有新的视角。这一部分共三节，作者成功地运用审美心理史理论探析“二元组合结构”：即兼济与独善→致用功能与适情寄性→讽谕诗与闲适诗，二元比照对应，辩证解构，在特定的时空心理背景下以动态性地呈示，使人物的复杂性既有合乎情理、令人信服的清晰交代，又达到了人物丰腴一体的刻画效果，许多看上去格格不入的难以解释的地方而密切地关系起来。又比如，本书从思想家与美学家、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对举之视域，分别研究了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寻找到二重对应而又交合的切入点，辩正论析，使其结论的基础坚稳厚实，其阐释的空间也格外的宽容大度。其实，吴功正的对应意识是深入到肌理的，从全书的结构摆布看，隐显其间，在形式上形成了整合一体的多元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