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0）05—0077—04 按照朱光潜先生的推断，公元前388年至公元前296年是西方美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时间区间。在这八年之中的某一时期，柏拉图开始用他著名的对话文体转述、演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作为这种“对话”的重要成果，其中就包括西方美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讨论美的文章《大希庇阿斯篇》。 在美学界，没有人不熟悉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但是，在今天美学的发展愈来愈失去规范的背景下，我们对这篇文献的重新讨论依然显得十分必要。在这篇文章中，苏格拉底的对话人希庇阿斯被描述为一个智能平庸的诡辩者，他以教授辩论术为职业，并因此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像任何一个时代的平庸知识者一样，希庇阿斯对自己所谓的才华和名声自视甚高，这种心态使他在待人接物上经常显示出露骨的自鸣得意和傲慢。比如，对于苏格拉底提出的“什么是美”这一论辩话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小得很，小得微不足道。因为在他看来，美就是一个漂亮的小姐、母马、汤罐、竖琴、女神，或其他常态生活中的实存之物。进一步而言，如果美是生活中的实存之物，而且只涉及事物的表象而不涉及内容，那么这种美的表象就必然首先靠感觉和人建立联系，以感官作为评判它是否“恰当”的标准，并以给人的感官带来愉快为其最终的结果，所以希庇阿斯认为，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有益的快感。 对于苏格拉底来讲，希庇阿斯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要求澄清的是“美本身”，而不是具体的美的现象；他要求回答的是“什么是美”，而不是“什么是美的”。这种对事物内部本质的追问明显意味着苏格拉底比自负的希庇阿斯走得更远，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也使希庇阿斯作为一个伟大智者的愚蠢陪衬留在了后人的心目中。但遗憾的是，苏格拉底这个自命的“精神的助产士”，他自己关于美似乎也只是善于提出问题而不善于解决问题，只能帮助别人进行思想的繁殖，而自己并不一定具有旺盛的生殖力。所以在《大希庇阿斯篇》这篇文章中，苏格拉底能够澄清的问题仅止于“什么不是美”，而不是什么是美。他在对无数的常规性认识进行了排除之后，只是得出了“美是难的”这一让人尴尬的结论。 2600多年来，虽然西方美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多元化的特点，但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对这一美学之谜进行深度穷究的方式一直占据着西方美学发展的主流。不论是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中世纪神学的上帝，还是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理念、叔本华的意志，甚至包括20世纪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概念，都是引导人远离审美的常规性感觉和判断，去追问美之为美的终极性成因。但是，在21世纪初这个以蔑视学术的霸权为其特色的新世纪发端时期，我们已越来越感到，苏格拉底的方式并不一定代表着学术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希庇阿斯这个在破碎的审美对象之域打转转的庸常之辈，可能也在某些方面言说着对美的真知灼见，并代表着一种久不为人们注意的美学研究方向。也就是说，《大希庇阿斯篇》更像一个关于美学学术史的古老寓言，苏格拉底总是试图以理性的方式将美学向形而上学的至高境界攀登，以达到对一个命题认知的绝对真理性，而希庇阿斯则明显缺乏这种天赋的智性，而只是凭着一种常识性的感受，在关于对象世界的视听界域之内品味适志逸情的快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差别的存在，所以他面对苏格拉底近乎残酷的理性的拷问和追逼，明显不能适应，有许多次甚至被逼到了需要吸氧才能避免眩晕的地步。只是苏格拉底不断用一些恭维的言词将其稳住，才避免了他的一次次愤而离席或临阵脱逃。 在柏拉图的叙述话语中，被苏格拉底强行拉作对话对象的希庇阿斯明显是一个可笑的平庸人物。从他穷于应付、被玩于股掌之间的被动之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苏格拉底伟大智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理性至上的价值观怎样影响了对话叙述者柏拉图对两人的价值评判。推崇智慧、蔑视常识是古今中外的所谓爱智者共有的特点。在古希腊，由柏拉图创立的雅典学园正是这样一批精神贵族的最早聚集地。这是一个以爱智慧的名义团结在一起的特殊族类，发现真理是他们自设的使命，逻各斯中心主义则是他们的共同信仰。这批人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处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在以后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中，依靠自己不断巩固的文化霸权自我标榜、自我神圣，将人类认识世界的倾向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引伸，并以自己的标准作为评价知识价值的终极标准。但是，希庇阿斯在希腊时代的存在足以证明，在由智慧、理性主宰的主流的精神历史之外，还应该有一种非主流的历史存在，这种历史的主角就是常识。一般而言，尊重常识的人多是常规意义上的庸常之辈，他们和那些靠理性思辨为世界立法的爱智者相比，更相信自己的感官对世界的把握；他们并不试图在实存之物的背后去发现其先验的形而上学根据，而是更关注这个世界怎样在变化中不断感性地展示自身；他们也固执地相信纯粹精神的愉悦带有明显的自欺欺人的虚幻性，而更具有普遍性的乐趣总存在于实存之物的酬唱往还中。具体到美学来讲，他们并不认为“美是难的”，因为在人视听等诸种感觉的界域内，实存之物总是轻而易举地向人呈示出其美丽动人的外观。他们也不相信美的本质或其他形而上概念的客观实在性，因为常识告诉他们，实有的背后只是虚空，任何被美学家信以为真的“美本身”，只不过是他们为了知识的体系性而作出的假设性虚置。 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之间的对话没有得出结论决不是偶然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形而上学的上升性思辨模式与常识性的认知判断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性尤其在美学这门学科中得到突出的显现。首先，在西方，美学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它面对世界的方式却与常规的哲学迥然不同。美学是一门感性学或感觉学，它绝不可能像哲学那样轻易避开对象事物的表象而陷入对其本质的深度穷究，更不可能以对美的本体的形而上学追思代替现实的审美欲求。相反，事物的表象，这种被哲学家看作遮蔽真理的迷障的东西，为了达到对对象事物的真理性认识需要千方百计祛除的东西，却正是美学真正需要予以关注的对象。同时，以形而上学的思路面对美学，研究者无法绕过的一个核心性命题就是所谓的“美本身”，但从苏格拉底及后来的一系列哲学美学家的学术实践来看，这种对美学本体的探寻不但是一种浪费智力的无效劳动，而且造成了美学家对人们现实审美欲求的根深蒂固的蔑视和敌意。比如在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今天可以统计出的关于美的本质的定义至少不下30多个，但是假若其中有一个真正解决了关于美本身的问题，那么美学家们关于这一问题喋喋不休的争论早就应该停止了。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惟一能作出的判断就是，用以求真为终极目的的哲学为以求美为目的的美学寻找终极结论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