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0）04—0035—（01） 公孙尼子的《乐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音乐美学的专著。其《乐本》篇论述“乐”产生的根源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由此可见，公孙尼子认为“乐”之本源是“物”。这里的“乐”，是指“音”（歌曲或声乐，《礼记正义》：“音，今之歌曲也。”）被配以乐器（“比音而乐之”），伴以舞蹈（“及干戚羽旄”）而构成的统一形态。“乐”由“音”而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音”由“心”而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由“物”而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之产生的过程可概括为：物→心→音→乐。音乐是心的表现，而心则多种多样，所谓“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等，这多种多样之“心”皆“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后动”。这里的“物”是指什么？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乐本》） 既然声音之道，与政相通，那么感人心之“物”就非指“天地两仪，草木虫鱼”之自然之物，而是指一种社会存在，客观现实生活。综上，可以看出，公孙尼子认为：音乐这一艺术，是人之思想感情（即“心”）的表现，而人之思想感情则是客观社会生活（即“物”）的反映。这即《乐记》之“物感说”。毫无疑问，这种物感说（音乐之本源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西方的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纫；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古希腊罗马哲学》）亚里士多德《诗学》说：“史诗的编剧，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卢克莱茨在《物性论》中，也有音乐起源于摹拟现实世界中各种声音的说法。“摹拟说”是西方影响很大的文艺起源观。它强调了艺术（包括音乐）对于现实的从属关系，具有唯物主义色彩。但是，它过分强调了摹拟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陷入机械唯物论之泥沼。比起“摹拟说”，《乐记》的“物感说”就略胜一筹。从前引《乐记》几段文字来看，它们既说明了不同的“音”并不是人们内心世界原本就存在的，又说明了这些“音”也不是对外界音响的直接摹拟，而是由于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思想感情——“感物而动”的结果。“感物而动”，既说明了“物”的本源性，又说明了人们“感”而“动”的主观能动性。 《乐记》之“物感说”直接启迪和影响了其后中国的文论和诗论。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陆、刘、钟三氏之物感说，就“物”而言，不仅指社会生活，也包含了自然景物，就社会生活而言，显然比《乐记》所言之“物”具体细致，这是他们对《乐记》“物感说”的发展，但推本溯源，则是受了《乐记》的启发和影响。 收稿日期：2000-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