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27 —0289（2000）04—0031—08 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蒋孔阳、朱立元教授主编、厚厚七大卷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西方美学通史》，这对于中国美学界来说，可谓盛事。 这些年，中国美学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空前的繁荣后，正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转型与蜇伏期。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中国美学青春已逝，日薄西山，值得思考。近来，有不少学术刊物都发表了对二十世纪中国美学进行检讨与反思的论文，笔者在阅读《西方美学通史》后，对此，亦有一些相关的看法。 一、美学发展的基础还在于基础性研究 当前，中国美学相对沉寂，但《西方美学通史》的出版，表明在这种气候下，仍有不少学者在做扎实的基础研究，它的出版及其内容、观念对人们考察中国美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方向有不少启发。 中国美学，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从国外引入而开始的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百年来，它经历了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成了中国现当代人文学术中一条在学术上富有成就，同时也颇能反映、代表中国现当代人文学术历史命运的鲜明线索。这从一方面看，是中国美学的骄傲，但从另一方面，此处亦潜藏着今日美学相对沉寂的原因。这也就是说，中国美学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出于现代性目的对美学的取用与放弃联系一起，美学过于为自身的工具性功能及超越性目的所控制。从世纪初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到世纪末八十年代借以突破僵化意识形态的“美学热”，可以说这是美学的基本情状。它从内外两个方面潜伏着对学术发展的不利因素。从外部来看，美学过度依赖社会游移不定的现代性欲求对其的选择，当美学问题在某个时代适于这种主导欲求时，社会的关注点、各界精英都集中到它这儿，使它产生一种泡沫性繁荣，与此相较，这繁荣自身内质的基础却很薄弱；当社会主导性欲求因时势变迁，发现更好的最大化热点时，社会力量又整体移置，使美学顿时如金融危机那样进入失重状态。中国人文学术这种过度一体化、集约化的状况，正如资本全球化一样，其实已给许多学科造成过这种过热过冷的经历。 这种外在大势造成了美学的内在薄弱。回顾“美学热”中的许多活动，不难看出其中基础性研究的缺乏，甚至许多基础性工作也缺乏建设的实质。例如，八十年代，美学界有大量西方美学著作的译入，并造成很大的阅读效应。这个现象，对中国美学建设当然有很大意义，不过，其中亦有一些问题对此意义有一定程度的“抽空”，即在人们大量译入、阅读西方美学著作时，在很大程度上，因应着时代“现代化”、“西方化”的整体欲求，对“西方”的兴趣大于“美学”的兴趣。又如，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美学大论争，开辟了中国美学学派的基本格局。这个论争，是围绕美学基本问题的论争，这是很基础的建设性活动，不过，如果注意到美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则可看出其中亦有不少“泡沫”。美学这门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在于，有时，基本问题的思考并不等于基本性的研究，只有在相当学术基础上对基本问题的廓清才是基础性的。“美是什么”是个人人皆可谈论的问题，但这不意味着，每种谈论都是一种基础性活动。第三个例子涉及当前美学研究的一种新情况，那就是与当前美学相对沉寂的大形势相反，有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从事一种“原创性”学术理论的建立，很有一些“某某美学”的面世。总的看来，这是可喜的，至少它意味着对中国美学“述而不作”的传统进行改变的努力。新的“原创”美学，常常以新的问题、新的意见构成自己新的面貌。不过，在这些努力中，亦有不少人没有意识到，在美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中新问题、新意见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水平与基础的“新”，自然科学的新旧问题常意味着学科基础的推进，中学生解不了大学生要做的数学题；但对于美学的“题”来说，任何程度的人都可有自己的解答。 事实上，包括上述例子中所含问题的种种问题，说明中国美学“体质虚弱”。这样说并没有对中国美学一概否定的意思，中国美学研究历程中，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大批学者的大量工作，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支撑性价值。笔者所忧思的是，这些工作，尽管包涵在中国美学的“热”中，但却主要不是这个“热”的真正肇发与立足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美学的“热”与美学本身无关，“冷”亦与其无关。 因而，在今天人们回顾、反思、展望之际，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美学中较严重的外指状态，进一步将美学发展的思想与步子落到自身的基础上来。这并非全然否定美学的工具性功能与超越目的，相反，人文学科从根本上都为了同一个超越性目的或终极理想，并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历史实践相关。美学为社会历史所做的贡献应有自身的色彩，在自身的立足点上为社会实践添加与其它学科互有差异的内涵，而非过于随波逐流，以至于失重；这种情状倒让人们对当前美学现状与发展持乐观与主动态度，被社会主体欲望“抛弃”的美学现在应该有冷静下来的机会，夯实自己的基础，寻找自己的天地，思考自己转型与发展的契机。 那么，什么是美学自身的学科基础？对此，本文不拟多加分析，但至少可以说，美学史研究，即对人类历史上丰富复杂的美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应是美学基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基础中的主要部分。因为在人文学科中，“过去的”不是“过时的”，而是丰富的差异性与可能性，谁对历史的差异与可能把握得越多，谁的理论基础就越扎实。美学史向人们展示美学的内涵、美学学科的本质、美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美学前景的启示。因此，美学史研究，是思考美学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指数。近来，有几位学者发表了对中国二十世纪美学评价的论文，主要集中于美学理论所涵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上，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这是令人遗憾的事。那么，中国美学研究中美学史研究的“家当”如何呢？从整体上说，百年之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于其应成为学科基础的意义，还并不相称。如果考察美学史研究中主体部分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即可说明这一点。 熟悉当代中国美学的人不可能不熟悉朱光潜，但熟悉朱光潜的人未必会注意到这位中国美学首要人物著述中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个最具西学基础的美学家著述中有一个其他美学家著述中几乎不涉及的部分：写了许多诸如“怎样学习美学”、“我攻美学的一些经验教训”等等似乎入门性的粗浅的文章。当然，在那些文章中，少不了“勤钻资料忌空谈，放眼世界需外文”，“要当美学的家，要理清美学的家当”，“读几部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等的劝告。这种“朱光潜焦虑”似乎有时代特点，但可以反映这位美学家对美学学科建设的认识，反映出他对一定时代中中国美学研究状况的看法（他本人似乎饱受与其论争者缺乏美学史基础之苦）。“美学热”之后，中国美学研究当然已远远超越了“懂一门外语”，读“几本”经典著作的水平，但相较于其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