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西德学者尧斯在出任康斯坦茨大学教授时，作了一次题为《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的就职演讲，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接受美学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并对自六十年代以来产生的，将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的封闭整体，仅关注其文本的语言、意义、主题、结构及形式特征的美学思潮提出了挑战，在西方美学界掀起了一场从根本上扭转文学研究方向的风暴。此风暴影响之大，犹如美国学者霍拉勃所言：“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说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接受美学之所以然，实与其全新的文学史观有关。 在长期的研究中，尧斯发现，自黑格将美学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以来，美学的目标就一直指向艺术的描述功能，艺术史被看作是作品及作者的历史，读者的作用从来被重视过：实证论的历史客观主义的文学史观，将文学史仅当成“编年史一类的事实堆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虽各有所取，但也都是“把文学事实局限在生产美学和再现美学的封闭圈子内”，而忽视了读者的接受因素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尧斯以为，这是误解，亦是局限。事实上，在由作家——作品——读者构成的文学总体活动中，读者不仅是甚为关键的因素，而且与作家、作品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作家的创作情况看，他们创作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我情感的表现，更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因而，自文学创作发生之日起，读者的审美需求就似一根隐线伴随着作家的创作活动，直至作品成为读者的审美对象，方有隐而现，转化为欣赏接受活动；而就作品来说，它是向着接受过程无限开放的，它企求着与读者的对话，因为只有读者的阅读“才能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注：毛宣国.西方美学思想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73—474）也只有阅读， 才能使读者自身亦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理性认识的审美感悟，从而在审美再创造中与作家一道实现文学的审美价值。所以，尧斯强调，要克服传统文学史观的局限，消除文学与历史之间，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之间的对立，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去考察文学的历史性：文学作品接受的相互关系的历时性方面；同一时期文学参照构架的共时性方面以及这种构造的系列；最后，内在的文学发展与一般历史过程的关系。”（注：胡经之、王岳川.文艺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38） 为论证这一全新的文学史观，尧斯接受了曼海姆和波普乐曾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采用过“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这一述语，于接受美学中也提出了“期待视野”的观点，并认之为“文学史方法论的顶梁柱”。尧斯并未译释“期待视野”的含义，但从其文章论述内容可知，他所谓的“期待视野”是指接受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事先拥有并作为标准或框架投入接受活动的全部经验和知识积累。在尧斯看来，读者的期待视野至少在语言的经验，处理文本，特别是文学（艺术）文本的经验以及个别经验（情绪的，由社会决定的以及文化的）等三个方面存有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对文本的不同阐释，而无论哪种阐释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有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一如托乐斯泰对莎士比亚的理解，谁都不能视之为悖谬一样。 当然，尧斯也注意到了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问题，认为，既然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在给定的文化、文学氛围中形成的，那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社会的、时代的和文化的局限。在艺术发展的暂时平衡时期，这种局限还显不出太大的惰性，然而在艺术发生变革、涨落时，这种局限就透发出羁绊的意味，即个体的先在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产生了不一致。尧斯将这“不一致”称为“审美距离”，并认为这种“审美距离”（或称“角色距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当接受者与艺术作品中的角色距离为零时，接受者完全进入角色，感到的仅是一种“共鸣”，未必能获得审美享受；相反，当这种距离增大，期待视野对接受的制导作用趋近于零时，接受者则对作品漠然。所以，尧斯指出：“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熟知的、先在的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特性”，也正由这种审美距离的变化，“文学影响的分析才能达到读者文学史。”（注：毛宣国.西方美学思想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73—474） 对接受形式的考察，亦是尧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尧斯的理解中，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理解阐释会因历史文化背影不同而出现差异，当然，这不仅仅是历史对人的局限，还因为“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能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另一方面，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读者也会因生活阅历，性格情趣，文化修养，审美意识等诸因素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有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阐释差异。前者，尧斯称之为“垂直接受”，后者则是“水平接受”，两种接受形式“包蕴了接受的全部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如此，尧斯还用索绪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原则来进一步讨论他的接受的文学史观。他提出，文学史不仅是历时性的，更是共时性的。“因为每一共时系统必然包括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作为不可分割的结构因素，在时间中历史某一点的文学生产，其共时性横断面必然暗示着进一步的历时性以前或以后的横断面。”（注：毛宣国.西方美学思想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73—474）并且，文学也是一种语法或句法，其自身就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传统的和非规范化的类型，以及表述方式、风格类型和修辞格的安排，这都属于共时性研究的领域。因此，文学史的研究还应在文学形式与内容的演变后面，认识到理解世界的文学系统的重新组构。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的历史维面得以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