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242（2000）03—0079—05 从隋代建立（581）到唐代开元初年（713），在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孕育、发展和积累之后，隋唐前期的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终于迎来了它空前兴盛与繁荣的阶段：不仅在审美文化的承传、转换和创造上展示出与帝国规模和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绚丽多彩、劲健浑厚以及自然天成的独特风貌——“盛唐气象”，成为“汉唐”文化艺术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一（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到希腊艺术、史诗和莎士比亚的艺术创作时曾说：“……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50页）），而且在审美追求、艺术理想和美学思想的建构与阐释上，也呈现出它特有的品格与指向，“它一手伸向过去，一手又指向未来。或者另打个比方，它是站在整个山群的制高点上，背后的千岩万壑向它攒集，而眼前的众支各派又由它分出。”[1]（P37）这句话虽然是就唐诗气象而发，若用于说明盛唐时期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也是适宜的。 一 在我看来，深入分析和阐释盛唐时期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是与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密切相关的： 一是与辉煌灿烂的艺术审美创造景观相比，盛唐时期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是否处于低潮阶段？也就是说盛唐时期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在隋唐美学发展中，是处于沉寂状态，还是有着兴盛的内在特质？从这里我们可以引论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的一些独特的致思方式。 二是有关“盛唐”时期的历史断限。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到对隋唐美学、尤其是盛唐美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及具体阐释，如盛唐美学思想在隋唐前期美学发展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在整个隋唐美学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在史和论相统一的层面上它具有哪些审美内涵和美学指向？等等。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则是对“盛唐气象”（或“盛唐之音”）的理解与阐释。“盛唐气象”不仅直接显现着这一时期艺术审美的独特风貌，也潜在关乎于这一时期美学思想的基本走向；而深入揭示“盛唐气象”的精神实质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将会有助于认识盛唐美学思想的审美蕴涵。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不少论者认为，盛唐时期是中国审美文化光彩夺目的辉煌时代，然而，就像西方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则处于历史发展的低潮阶段，表现出相对的沉寂状态。的确，在艺术审美的创造方面，盛唐时期堪与标榜史册的“文艺复兴”相媲美：同是产生艺术文化巨人的岁月；同是富于蓬勃理想热情的时期；也同是创造了艺术审美典范的时代。 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在艺术文化领域里诞生了一批最杰出的“巨人”（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到“文艺复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362页。 ））， 涌现出诸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和拉斐尔（Raffaello）的绘画、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雕塑、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的诗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小说等璀璨耀眼的艺术杰作那样，盛唐时期的艺术大师们，也把中国古代的艺术审美推向了令后人倾心仰慕、叹为观止的古典巅峰，苏东坡就曾由衷地感叹： 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P264） 对于这些集大成者的创造精神和突出地位可谓是心向往之、高山仰止。其中，除了韩愈属于中唐文化巨子和“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3]（P296）外， 其他几位文艺巨匠都闪耀着盛唐审美文化的熠熠光彩（注：李泽厚认为：“盛唐已有韩文的先行者，只是不够出色罢了。这就足以证明韩文作为一种时代要求将必然出现。所以，如果抛开个性不论，就历史总体和精神实质看，韩文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与杜诗颜字并列，看作是共同体现了同一种时代精神和美的理想。”（《美的历程》，第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甚至成为中华民族古典艺术审美的杰出典范。 然而，能否因此就推断说，盛唐时期的美学思想处于美学发展史的低潮或沉寂阶段？在我们看来并非如此。因为，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的掩映下，美学思想和理论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只要我们全面考察盛唐时期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便会发现，在艺术审美的许多领域里，盛唐仍具有它的创见性，有些方面还包含了十分丰富和重要的内容，并且显示出隋唐美学思想嬗变、演化的内在进程及其发展、转折的未来指向，况且在书法、绘画、诗歌美学等方面还产生了像张怀瓘的《书断》、《书议》、《文字论》、《画断》，窦臮、窦蒙的《述书赋》，殷璠的《河岳英灵集》，王昌龄的《诗格》，杜甫的诗论《戏为六绝句》等等许多影响深远的著述。无论是对“风神骨气”、“自然妙有”的深入探讨，对“清真天然”、“意韵传神”的着力倡导，还是对“兴象”、“诗境”，以及“神、妙、能”诸品等的具体阐释，或转旧而为新，或承前而启后，无不显示出隋唐美学思想在盛唐时期的勃兴和初步繁盛；也无不透露出盛唐美学思想以它内在的特质和丰盈的张力，既实现了对其时代艺术审美的理论自觉，又产生出对其以后美学思想的开启作用。陈伯海先生曾对盛唐时期提出的美学范畴“兴象”作如是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