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B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0）03—0086—09 一、美不可说，美学必须说 当维特根斯坦出于净化语言的企图，将不可描述和准确把握的“美”排除在语言之外的时候，已经与我对语言的看法产生了分歧。根本上说来，这是否定论美学的语言观与西方分析美学的语言观的区别之处。由这种区别，进而形成了否定论美学与西方分析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的重要差异：因为美不可说，维特根斯坦对美学是保持沉默的，而海德格尔实际上是将美学变成了审美活动或审美体验，言说性的美学已被消解；但否定论美学意识到美不可说，并不由此消解了美学，恰恰相反，美学从此应该只说她可以言说的内容；意识到美不可说，美学从此应该只说她可以言说的内容；意识到美不可说，美学从此应该进行更有意义的言说。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尽管意识到语言是多义的、含混的，认为人们只能做“正确使用”的努力，但却不能净化与纯化她，比如对“美、善”，我们只能就这两个概念的“用途”作逻辑描述，但却很难在理论上说清什么是“美、善”。因此，“正确使用”是指在日常的可说语言范围内视种种“语境”正确使用，而对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确实有可表述的东西……这就是神秘的东西”[1]，这里就存在一个我们不理解、 又如何谈得上“正确使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在“正确使用”的问题上，也必然存在着歧义和争议——当代学术界的很多争论，正是在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差异，才导致我们实际使用中的差异。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意识到有不可说的东西（如“美”），但又认为语言无法企及，这就忽略了“这神秘的东西”是怎么存在，怎么被人意识到的问题。可以说，语言如果就是体现着人与世界的关系，那么这“不可说的东西”的存在，就仍然属于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仍然属于语言的一部分。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体验性的神秘语言，从而也是一种不可说的语言罢了。不可说，其实就是一种对“美”的说或理解。如此一来，维特根斯坦起码未摆脱传统的关于语言只是说出来的话语的看法——或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或转为对其具体用法的言说——这种局限，既无法解释清楚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而且就是对“语言即世界”本身的反动，甚至也将他早期的研究成果荒废了。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很难意识到：语言起码包括不可说的体验语言、可说可表达的形象语言和可陈述的概念语言三种类型。这三种语言形态就是语言最本真的“多义和含混”。因此，语言的多义，不仅是各种概念的“用法”的多义，而且是不可说与可说以及与概念用法多义并存的多义。 与维特根斯坦相比，海德格尔的美学则属于另一种局限。由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论和美论是一体化的，这就使得存在的不可言说、语言的不可言说与美的不可言说也是一体化的，并且必然导致存在的无形敞开、语言的无形敞开和美的无形敞开，同样是一体化的结论。虽然维特根斯坦的美学属于分析美学，海德格尔的美学属于人本主义美学，但在涉及到美的不可言说这一点上，却是不约而同的。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主要不是反对价值论上的形而上学，而主要是反对理性的、逻辑的形而上学，以及由此派生的西方认识论性的言说传统，并回到认识论之前的原始的、孕育性的“在”。海德格尔的美学是温暖的、纯净的、诗意的，但海德格尔忽略了：人类的理性、认识功能和概念性言说产生后，那就成为一种血液流淌在文化的生命肌体里，而不再可能被消除或搁置。既如此，真正回到“主客体之前”，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这不仅使得海德格尔的美学只具备艺术意义（海德格尔只用荷尔德林的诗作为其美学的支撑，很难用现实的例子来佐证），从而削弱了其对现实的作用，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只能搁置人的理性认识功能，却不能在“本体性否定”的意义上完成对理性认识的否定——即将理性功能化为材料，从属于新的价值系统。因此，否定论美学从不排斥理性的言说功能，而是让理性的言说在能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体现其价值。否定论美学既然不依附认识论，当然也就可以灵活地利用认识论，从而真正完成对认识论的“本体性否定”。也因为否定论美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的这个区别，否定论美学不赞成美学只到审美体验为止，也不赞成美学由此完全变成在审美活动中的体验。否定论美学认为，中国当代美学建设，不应该效仿西方存在主义美学的路数。美学的现代转型，主要应该纠正在认识论中谈美的弊端，而不是说，美学在其自身的本体论中，就不可借鉴认识论的言语方式。 这意味着，美学成之为“学”，将必然具有言说性，而且永远需具备言说性，除非美学从此毫无必要存在，除非人类今后所有的欲望和行为，不再有价值上甄别的必要。由于任何“学”均是科学，而当代科学，一方面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混沌”现象，从而只说能说清楚的东西；另一方面，将不可说的事物何以不可说也说清楚，依然是科学的重要职责。在此意义上，科学就是一门始终探索着“说”、进行着“不同的说”的学问。这使得在“说”中说“不可说”（西方），与在“不说”中进入“不可说”（老庄美学）是不大一样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在“西学东渐”的20世纪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当代美学已经走了以西方认识论美学为楷模的误区，似乎只要是谈美学，只要试图在问“美是什么”，西方的认识论美学就是正宗；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又走了一段以西方生命和自由美学为楷模的误区——美学如果只到生命的自由和自我实现为止，既不对生命和自由进行中国化的价值限定，也不探索中国当代美学的新型的言说方式（将告别传统模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与文明转型结合起来），那么美学理论上的中国化创造，将不能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