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美学界，周来祥以对辨证逻辑方法的大力倡导和对美是和谐命题的深入研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经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多年的发展，这一理论已扩展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和谐说的创立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和谐说也可称为“三大美学”，即原始素朴的和谐经矛盾对立的崇高而发展到辩证统一的和谐，周来祥又将这三个环节概括为古代的美、近代的美和现代的美。以三大美学中和谐与崇高的关系而言，周来祥的注意力最初是投放在崇高两端的和谐上的，即投放在古代美和现代美上的，到了后来，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两个和谐之间的中介环节上，即转移到近代美上面。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调整。依据这种变化，可将周来祥的和谐说大致地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前期和谐说与后期和谐说。后期和谐说中对丑和荒诞的研究，体现了周来祥美学思想的最新发展。 一 周来祥的美学思想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由于贯彻了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原则，崇高获得了历史和逻辑的双重性格，它不仅仅是美的诸形态之一，不再是一个静止的逻辑范畴，而是转化为审美理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历史阶段；这一转化，对中国当代美学具有独创的、重大的理论意义，它使人们在思考美的时候，有了一种动态的历史感和追问美的当前状态的现实感。但是另一方面，崇高在周来祥美学理论的内在结构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它处在古代和谐和辩证和谐之间，它的使用在于衬托出古代和谐美的特色，并展示出向现代和谐美发展的必然性，而就崇高本身而言，它不过是一个正在或将要被取代的过时的范畴。这样，从前一个方面讲，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崇高，必须在一种历史感中理解美，从后一个方面讲，我们又必须放弃崇高，至少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崇高上面。这就是一个矛盾，特别是以具有历史性格的崇高对应中国美学的时候，古典和谐美的延滞及其对崇高的封闭，更使我们感到这一矛盾的存在。 周来祥早在1984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矛盾。实际上，根据周来祥将倡导崇高的王国维美学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终结和近代美学开端的理论，是可以提出“崇高向逻辑起点复归”这样的观点的，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美学，周来祥的和谐说中所包含的崇高范畴，在客观上是对结束了中国古代美学历史的王国维美学的照应。崇高这个一直被当作美的一种形态的平面范畴，开始向历史范畴的转化，这就异常突出地显示出崇高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宏观的历史感的自觉，是在更高的阶段上向一个世纪前就倡导崇高的王国维美学的复归。复归就是再一次确认崇高，确认它作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基础和背景的地位。因此，尽管周来祥重和谐远胜于重崇高，但崇高却是他美学思想中更为重要、更有生命力的范畴，因为只有重视崇高，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新崇高，才能超越那个仍然包围、窒息着我们的古代和谐，我们的美学研究才是结合时代、结合人生的，才是有意义的。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来说，中心问题应当是揭示王国维之后崇高作为总范畴的演变，以及古代和谐作为制动的力量对现代美学进程的干扰。应当把崇高从和谐说中提升出来，并从理论上全面更新这个范畴，使之成为能够对应古代以后美学发展的、对未来美学具有漫长的时间覆盖跨度的总原则。这就意味着把从王国维到20世纪90年代近百年的中国美学的历史过程，看作崇高所蕴涵的基本内容的逻辑展开，这样一来，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就表现为对古代和谐的突破和否定，而它的未来的历史任务，也是在这个从和谐转换到崇高的过程中提出的。周来祥倡导辩证逻辑的方法，他认识到，辩证逻辑并不盲目地追随历史的自然过程，它要求在复杂的现象和纷乱的经验中寻求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可以对历史的自然过程有所修正，但是同时，辩证逻辑更尊重历史和现实，它要求概念范畴的东西一定要同历史的运行结合在一起，一定要被历史的内容所充实。因此，当和谐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加大崇高的比重。 1993年以后，周来祥发表了一系列论丑和荒诞的美学论文，这表明，他不仅在思路上，而且在实际的理论阐述上，已经对其美学研究的重心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他在一篇书序中说：“运动永无停止，历史在不断向前。西方近现代美学似已超越了崇高（狭隘意义上），似已经过丑向荒诞发展，西方近现代艺术似已超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经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发展。我国近现代美学正在古典和谐、近代崇高、现代辩证和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经崇高的彻底裂变不断向新的和谐美发展。”这段话里，周来祥将他美学研究的新思路做了概括。1996年，他的新著《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出版（东北师大出版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章“丑和现代主义艺术”和第六章“荒诞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下对周来祥关于崇高、丑和荒诞理论的引述，均出自这两章）。可以看到，周来祥美学研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新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二 如上所述，周来祥之所以能在守成重于创新的学术阶段继续更新自己的理论，对和谐说的理论重心作出重大的调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尊重。重心调整与理论创获应当是并行的，对于辩证逻辑来说，方法就是内容本身，当周来祥将和谐说的重心调整到崇高上的时候，崇高范畴的内涵就随之深化了。 在前期和谐说中，崇高作为近代美学范围已经被超越了。对于西方美学，对崇高的论述主要对应着19世纪中叶之前近代历史，对于中国美学，与崇高对应的主要是20世纪前50年的历史。在对崇高的具体论述分析上，周来祥的侧重点在西方美学。因此可以说，在前期和谐说中，尽管崇高被当作一个与和谐对等的基本范畴，但20世纪美学的发展与崇高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它实际上已进入否定或扬弃了崇高的辩证和谐阶段。但是在后期和谐说中，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前期和谐说中的崇高向20世纪美学延伸了，这种延伸仍然主要是对应着西方美学的。周来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近代美学和近代艺术，已由崇高经丑走到荒诞。崇高、丑、荒诞，是近代美学和艺术发展的三部曲，是其演进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审美形态。在这里，崇高范围不再是一个可以同和谐对等具有广阔外延的总范畴，而是缩小为一个与丑、荒诞并列的从属范畴，这样，近代的美就从原来的崇高，分化为崇高、丑、荒诞三种形态，西方20世纪美学和艺术的历史行程由此得到了新的概括。 在后期和谐说中，近代美的典型形态不再是崇高，而是丑，崇高成为由古代美到近代丑的过渡阶段。周来祥认为，从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的转折和发展，是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侵入、扩大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契机的。丑的发展导致古代美学的否定和近代美学的产生。丑是一个近代范畴，它是近代社会、近代精神的产物，而到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就成为一种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形态，一种最纯粹的近代形态。崇高艺术虽增加尖锐而深刻的矛盾对立因素，但最终还趋向美，还保留着和谐的因素，压抑之中，痛苦之后，还给人以美的愉悦，而当丑发展到占压倒优势时，情况就发生了剧变。这时丑占上风，取主导地位，美成了丑的衬托，而且总的趋向变成肯定丑，否定美，向往彻底的不和谐。沿着这条线走到极端，便把美全部彻底地驱逐出去，丑成了唯一的上帝，独霸天下。这丑便扬弃了崇高，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在近代美学和近代艺术发展史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即丑的美学和丑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时期。古典的美是范本式的美，崇高是特征的美，丑则是混乱的、奇异的、怪诞的。从其发展的关系来看，丑是从崇高中孕育、生长、蜕化而来，是对立的崇高极尽裂变之势，把对立推向极端的产物。所以西方的近代美学实是从崇高美学裂变、演化为丑美学的过程。从其美学本质来看，丑代表了西方近代对立美学的极端形态，是对立美学更纯粹、更典型的形态。假若把丑的美学和丑的艺术作为西方近代美学的典型代表、成熟的形态，那么崇高美学和崇高艺术则就成为由古代美到近代丑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近代美学发展的中介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