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 （2000）02—0057—09 所谓“实践美学”，简而言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基础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潮；稍详言之，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为基点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中国当代美学形态和美学思潮。它肇始于50—60年代的中国美学大讨论；形成于80年代的中国“美学热”之中，90年代正处于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沉思状态，有些早期代表人物已经悄然易帜，有些曾经信奉鼓吹者从营垒内部冲杀出击，但也有许多人正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实践美学的完善和深化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卓有建树的流派，如以蒋孔阳为代表的复旦大学学派，以刘纲纪为代表的武汉学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山东大学学派，以聂振斌、滕守尧为代表的北京学派等等，成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潮流中的主潮。当然，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股要求超越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思潮正在兴起，它包括超越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修辞论美学）、存在论美学等。应该说，这是美学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正酝酿着中国当代美学新热潮。因此，作为实践美学的拥护者和研究者，我想首先提醒大家注意，实践美学并不是一种“传统的”或“古典的”的美学形态，而是一种中国美学的真正当代形态（不仅是时间意义上），是超越传统的或古典的美学的开放体系。 一、如何评价实践美学？ 所有主张应该超越实践美学的学者们，对于实践美学都是在肯定了某些方面以后作了根本性否定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的部分肯定和根本否定都是不准确的。他们忘记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给了实践美学超越传统的或古典的美学的巨大潜力，尽管目前实践美学在许多具体环节上还有许多有待完善和深化的地方，但是，它在哲学基础上却是最具当代性和生命力的，足以超越传统和古典美学，也有能力融合中西美学，吸取当代各种美学的精华，形成一个不断自我组织的开放体系。因为实践美学，正如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体系，它不是结束了真理，而是打开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列宁说得很好：“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注：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1页。）”恩格斯也说过：“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总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路）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5页。）因此，严格地说，实践美学正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还未到被“超越”的时候，而且，“后实践美学”中的任何一个建构体系的逻辑起点（杨春时的生存，潘知常的生命、王一川的体验、张弘的存在等）不仅都不如“实践”更具超越性和开放性，而且在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人那里，在克尔凯尔、海德格尔那里，在狄尔泰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奥伊肯那里，在狄尔泰、伽达默尔那里，在萨特、哈贝马斯那里，都被不那么成功地演绎了一番，而并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像后现代主义最激进的解构主义也不能完全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美学，却只能促使它们更广阔地吸取各种信息负熵，以不断地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必然地改变自己的形式，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主张“超越”实践美学的学者却看不到这个基本事实，在部分肯定和根本否定上都有失偏颇。 先看他们的部分肯定。 潘知常说：“中国当代美学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它把实践原则引入认识论，为美学赋予以人类学本体论的基础，并且围绕着‘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这一基本的美学命题，在美学的诸多领域，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开拓。”（注：潘知常《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学术月刊》，1994年第12期，该文注释中明确指出：“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是实践美学，故本文的‘中国当代美学’主要指的是实践美学。”此段话亦见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注84。 ）这种肯定的偏颇之处在于：第一，它仅仅指出实践原则的局部意义，而有意模糊了实践观点给哲学和美学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否坚持“实践”的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写着：“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情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参见《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上），第 261—263页、第285—291页，第200页。）这就是说，实践观点对于哲学和美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一条原则，或者本体论，某一个基本美学的命题、美学的诸多领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开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是自然观、历史观（世界观）整体上的革命。这种革命，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 从而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超越了理解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它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超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超越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从而超越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超越了现象与本质、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对立；并且向历史和未来敞开了自身，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改变自己的形式”（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上），第41页。）。第二，这种肯定是以偏概全，以静代动，并未把握到实践美学的实质，因为它把“人类学本体论”当作实践美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其实，人类学本体论不过是实践美学中李泽厚派的一个观点，并未成为实践美学的各派共识。而且，人类学本体论主要在80年代广为流传，但很快李泽厚本人就从心理本体、情感本体上来变更人类学本体论，充分暴露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修正和偏离。鉴于人类学本体论本身固有的这种不足，从其一诞生起就受到实践美学其他派别的委婉批评，刘纲纪多次指出他所主张的实践本体论与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的区别（注：见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2—113页。）。人类学本体论，不仅是个含糊不清的称谓，而且李泽厚在90年代以后的美学观点也已证明它已把社会本体论心理化、情感化了。以这种含糊不清且最终背离实践唯物主义的人类学本体论来概括实践美学的“空前的成就”，当然就是不准确的。即使人类学本体论最终不被首倡者心理化和情感化，也只能代表某一时期的主要观点，不能概括实践美学的根本本体论基础。如果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此总结，似乎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潘知常在90年代中来进行总结，却不是实践本体论，而偏要把人类学本体论作为实践美学本体论基础的成就来评价。这就是既不准确，又有一定的用意的。我认为，这里的用意就在于，把脱胎于康德哲学的人类学本体论作为实践美学的本体论基础，从而进一步确定实践美学隶属于“传统美学”（或“古典美学”）的范畴，为他的生命美学“超越”传统美学作铺垫。在《反美学》中潘和常在批评实践美学的论述之前说：“作为传统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中国当代美学的‘显而易见的开端’同样是一种理性主义，在此基础上，它还形成了一种主体性原则的特殊形态：‘实践’原则。”（注：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这就是非常明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