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2-0101-11 近些年来，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宗先生的美学中，古典和现代、西方和东方、理论思考和人生体验等等困扰当今美学界的诸多矛盾，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也许这就是宗先生的美学能有如此持久的魅力的原因所在。 宗先生的著述不算太多，但要理解他的思想却并不容易。这也许与他所采用的“散步”方法有关。宗先生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1]（P284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宗先生的散步既是自由自在的，又是有逻辑的。要在自由自在的散步中把握它的逻辑必然，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重要的问题是，宗先生的美学为什么要采取散步的方法？散步方法同理论内容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是方法影响了内容，还是内容决定了方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发现，宗先生美学中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生命哲学基础，正是因为这个潜在的理论基础，使宗先生的美学呈现出散步的方法论形态。相应地，只有把这个潜在的理论基础发掘出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宗先生的美学。 一、宗白华美学的生命哲学背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流行的生命哲学思潮，是宗白华美学的哲学背景。当时的哲学家，或从现实需要出发，或从理论推演入手，纷纷倡导生命哲学，从而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生命哲学思潮（注：当时的哲学家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希望通过复兴中国哲学来复兴中华民族。如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他的《新理学》时曾经说：“这本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的复兴的象征。”见《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2页。生命哲学的兴起， 被人们理解为预示着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振兴。）。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激发和凝聚整个民族的生命力量。生命哲学思潮的流行，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如方东美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1937年，就曾应邀在南京中国广播电台举行题为《中国人生哲学精义》的广播讲座，力赞中华民族的生命智慧，以唤起国人的爱国之心和生命热情。从学术上来讲，当时已经经历了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的转变。一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有识之士，在目睹了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之后，反而加深了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珍爱。西方人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意识到了自身文明的缺陷，转而景慕东方的生命智慧。他们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在于，东方文明是以生命哲学为基础，把宇宙看作有生命的机体，以和平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西方文明把宇宙看作机械的物质场所，任意加以利用、改造和征服，对落后的民族也不例外，从而导致冲突和战争。这种转向，从宗白华自德国写回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信中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所以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2]（P336 ）被宗白华称作“顽固”的，确实大有人在。如梁启超从力图用西方文化来救助国人，到希望中国青年用自己的文化去救助洋人的转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注：梁启超向当时的中国青年发出号召：“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6 —287页。）。通过这样一场东西文化大对流之后，一些思想家意识到，最终能拯救世界文明的，还是中国古老的生命哲学。由于生命哲学既顺应了中国现实的需要，又是一种世界潮流，因此迅速流行开来。 这次生命哲学思潮有两个理论源头。一个是西方的，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一个是中国的，即《周易》中的生命哲学思想。柏格森是本世纪初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轰动一时，而且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无人能及。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等，无不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三四十年代的生命哲学思潮，最初正是受到了柏格森的启发。不过中国生命哲学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仍然有较明显的区别，它们对“生命”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相对来说，中国生命哲学中的“生命”更有秩序、有条理。许多哲学家都把思想渊源追溯到《周易》，追溯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生而有条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思想。《周易》和阐发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的宋明理学，成了这次生命哲学思潮的理论源泉。 在这次生命哲学思潮中，熊十力和方东美是其中的主要代表。熊十力于1932年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全面系统地演绎了他的生命哲学。在熊十力的哲学体系中，翕辟、能变、恒转的宇宙本体，即是一种刚健的、向上的生命力。正如周辅成先生所说，熊先生“觉得宇宙在变，但变决不会回头、退步、向下，它只是向前、向上开展。宇宙如此，人生也如此。这种宇宙人生观点，是乐观的，向前看的。这个观点，讲出了几千年中华民族得以愈来愈文明、愈进步的原因。具有这种健全的宇宙人生观的民族，是所向无敌的，即使有失败，但终必成功”。[3]（P135） 方东美于1933年出版《生命情调与美感》一书，开始阐发他的生命精神本体论，并指出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同西洋人的区别，即中国人多将生命精神寄于艺术，而西洋人则多寄于科学。1937年，方东美先后发表《哲学三慧》、《科学哲学与人生》、《中国人生哲学精义》等论文、著作和讲演，全面表述了他的生命哲学思想。方东美认为，不仅是人，整个宇宙万物都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一切现象里面都藏有生命，“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4]（P98）。同时认为，对这种普遍生命的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家最有智慧，只有他们“知生化之无已”。[5]（P18） 宗白华与方东美同为中央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并且有很好的交往。据宗白华的儿子回忆，宗白华与方东美常常相互串门聊天。熊十力也在中央大学短期授课，在中央大学有一批追随者（如唐君毅等），同时与方东美有更早的交情。在这种环境下，宗白华当然能很快、很深入地了解熊、方二人的思想并且受到他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