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2000）02—0083—05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曾断言，近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套社会秩序及其价值观念最不适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因为它将外在的商业法则与世俗欲求作为追求目标，这与艺术创作所需的个性至上与自由天性是背道而驰的。现代商业文艺的泛滥，证明黑格尔的话是有预见性的。商业文艺破除了封建与专制年代行政干预的暴力，但是它同时也给艺术家与读者强加上商业利益下的审美趣味，美育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作用弱化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中国还没有到达西方那样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文明，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饱受前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痛苦，诸如体制僵化、贪污腐化、愚昧无知、经济变革等问题的困惑，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后工业文明中的技术至上、工具理性、价值消亡、人格平面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后的精神平台上展开，因而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失落、人心的浮荡、风气的靡废，较之以往更为触目惊心，一个可以量化的事实便是，这几年中国人心理障碍患者正日益增多，各种犯罪率更是居高不下，这说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念与理想境界正遭受到空前的挑战。文艺与教育方面的问题同样令人担忧，文艺在逃避政治的同时却有日益成为商业奴婢的倾向，节操观念本来就很差的某些文艺人将自己的人格售予市场，要指望这些人来承担文艺启蒙，培养健康向上的国民人格，犹如缘木求鱼也。 然而，正如英国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强调的，文明起源于挑战。当前中国的精神困境，也使我们的美育具有了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前景，具备了更加悲壮的命运与意义。 一、美育与当代人生价值的启悟 当代美育在当代人格构建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帮助人们克服过度物欲化社会中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偏离。在现代物欲膨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发现，传统的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一旦随着理想主义分裂之后，人性中潜藏着的欲望便如干柴烈火一般呈现出燎原之势，而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如价值观念便从道德至上转向世俗化。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谈到幸福时说：“使自己的存在适合于他的特殊的性格、意图和选择，并由此在他的存在中享有自己的人是幸福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脱离了动物世界粗陋的感性生活，在制造工具、改造自然中确立了自由自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人类的幸福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及人格的独立是一致的，只有在他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时才获得最高的人生幸福。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魏晋年代那些名士，如嵇康、阮籍与陶渊明等人，为什么要鄙弃世俗的功名利禄，游心高远，以自己人格的独立作为最高的幸福。说到底，这是一种价值观念上的选择。而人们所以赞美他们的这种选择，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最高境界，是对人性的讴歌。相反，一个人如果为世俗的物质与金钱所左右，成为感官的奴婢，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可言。而现代中国人的最大误区之一，就是价值观上的偏离。如果说西方科技文明所造成的工具理性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还属于一种比较高级的价值观念的转变，那么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直接影响他们的则是由于长期贫困造成的对于物质财富饥不择食的贪求，并以这种浅陋的物化作为自己的幸福。近年来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青少年犯罪几乎是清一色地为了钱财而铤而走险。对于这些青少年的悲剧人生与价值观的迷失，我们的社会应当负主要的责任。长期的贫困生活与他们从父辈那儿感受到的人生价值，再加上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不足，贫困家庭失学率居高不下，使他们无缘接受教育，有的连基本的教育都没有受过。因此，他们只是在人性的最粗糙的层次上来理解人生，感受人生。近几年一些青少年犯罪大案与要案的实施主体，许多就是处于这一层次的青少年。1998年10月7 日《南方日报》刊登了题为《蓉城：小姐促销寡廉鲜耻》的报道：“成都消息，10月3日，记者在蓉城一个著名商家门口看到，6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头戴纸制的某品牌妇女卫生巾模型正在向来往行人推销该品牌卫生巾。对这种把隐秘用品‘广告’做在头上的做法，行人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表示这样做得‘过头’了。问及促销小姐有何感受时，一位穿旗袍的小姐撇撇嘴：‘心里不好受，但一天可挣几十元钱，就不管那么多了！’” 这则消息很典型地反映了一些青少年为金钱所驱动，不顾廉耻的事实。在现代中国，金钱支配社会的力量太大了。它足以扭曲人的真善美的价值观，而使人沦落为假丑恶的奴婢。其实，我们也不必过分责备这些小姐，就是在目前中国电视铺天盖地的广告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广告。审美教育在人口素质高层次的世界来说，往往体现为一种更高境界的发展教育、理想教育、个性教育，而在中国当下，还要承担许多德育的东西，还要继承中国古代寓教于乐、美善一体的状况。不考虑这种情况，完全将美育作为一种理想教育是不行的。美育对人性中的价值观的教育与熏陶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种价值观念的教育，在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扭转中国过分浓重的“拜物主义”。弗兰克·戈布尔在《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中批判了那些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忽视了人类更高的要求。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过分唯物主义的了。我们不得不毫不留情地说，经济学这门‘科学’只是在熟练、精确、技术地运用一种关于人类需要和价值整个地错了的理论，这种理论只认识到了人类低级的、物质的需要。”对此，中国古代美育思想是一个很好的疗方，因为，中国古代的美育是关于人生境界与人格培养的学说，它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就是从来没有将人性的价值定位于物质第一的基础之上。 当然，审美并不排除人的世俗生活，关键是将人的物质生活与世俗利益放在何种位置上。在欲海翻滚的社会中，人们难免为物质欲望所左右，进而将其作为整个人生的价值所在，丧失了对美和人生全部内容的追求。世俗化既可以成为对政治威权的抗争，也可以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新权威，正如马尔库塞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一书指出的： 一个人在外在的商品范围内是幸福的，而这个领域却并非个人可以自由把握的，相反，这个领域服从社会生活秩序的难以理解的偶然性。因此，当代中国审美教育的推广与实施，就不得不承担起人性价值启蒙的重任，它通过哲学与艺术教育的方式，唤醒人们从过分物欲化的人生中超脱出来，为他们描绘出新的人生乐趣的画卷，使人们知道，除了有形的物质幸福之外，还有更高级的精神文化的价值所在。老子当年曾慨叹世人只知道有形的美与世俗的幸福，而不知道“无”即精神之美的魅力，为此他说：“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今天我们的美育，也要着眼于这种精神之美与价值观念的提升，使国人反观自身的潜力，提炼人生的更高形态的乐趣，启发国人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去创造，在不断的创造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