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1—0068—05 中国现代美学行走的是一条以模仿和描述东西方现成理论话语的悲剧化道路，只不过充当了对于以往美学思想的知识看守的角色。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美学只是恪守在当今历史文化语境的视界，对现实的审美现象、文化现象、艺术现象进行了“思想重复”的阐释。这就合乎逻辑地规定：现代美学必然内在地构成知识悲剧和思想悲剧的二重性存在。于是，当今美学如何诞生自我的理论话语和寻找新型的概念方式就成为势在必行的逻辑选择了。在人类又一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节，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论题切入，对现代美学的重建提供一种思维途径。 存疑 现代美学的思维缺乏之一即是“存疑”的精神，只是单向度的以肯定逻辑的方式承接了东西方传统美学的思维结果，而遗忘了以否定逻辑对现成的思维存在进行存疑与追问。这就必然导致：使自我存在遮蔽在各式各样的理论话题和逻辑概念之中从而丧失自我领悟、自我筹划的思考权力。于是，现代美学对于“存疑”的需要就势必转换为对于一种长期匮乏的思维方式的逻辑选择。 “存疑”（epokhe）原义指向“保持、停顿、休止、定位、定时”诸方面，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将之引申为怀疑论（scepticism）哲学的中心概念，并赋予丰富的思维规定性，提升到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认识范畴。皮浪（Pyrrhon ）主义将“存疑”阐释为：“我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意见来说事物是真或假的。所以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而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对任何一件事物都说，它既不不存在，也不存在，或者说，它既不存在而也存在，或者说，它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1]（P177 ）怀疑论主张，对事物应该持有存疑的“意见”，只能悬搁自我的看法，不能作任何“肯定”的判断。与这种思维的“存疑”相回应，皮浪又标举一种“无言”（aphasia）的哲学态度，认为思维主体只有放弃判断， 对事物不作任何取舍，才可摈弃思维的烦恼，达到心神安宁、超越是非的生存境界。柏拉图学园派代表人物阿尔克劳西将“存疑”理解为：存在者对于任何知识与信念不能持“同意”的态度，因为这些知识与信念总为感觉与理性难以把握，而个体的感觉与理性也是不可靠的和值得怀疑的。罗马的怀疑主义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在这一思维路径上似乎走得更远：“无论感性知觉或思维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真理的标志，我们可以用来当作真理标志的一切，都是充满矛盾的，都是不可靠的。”[2]（P457）既然事物不可知，真理也非一种客观形态的存在， 现象界充满对立与矛盾，一切均可“存疑”，因而对事物应持悬置判断的态度。“存疑”的思维态度到了笛卡儿手中被演化为一种哲学原则，他主张“对现有的一切认识和观念一律加以怀疑，然后再设法找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真理，用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3]（P498）“要想追求真理， 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4]（P1 ）笛卡儿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思”是“我在”的前提，而“存疑”是“思”的前提，“怀疑”活动是前导的或内在的运思活动。如果说“我在怀疑”，也就意味着“我在思”，“既然我在怀疑，我在思想是无可怀疑的，那么作为怀疑活动的主体‘自我’的存在也就是确实可靠的了。”[3]（P501 ）笛卡儿将“我思故我在”作为“研究哲学的第一条原理”，而研究哲学的第一条原理的逻辑基点无疑是指向“存疑”的心灵活动。西方哲学的“存疑”的思维线索延续到休谟那里被演变为对神学信仰的怀疑，他放弃对于知识、认识活动等方面的存疑关注，而对于人类普遍接受的精神信仰持有怀疑态度。尽管他的存疑主要局限在宗教领域，但对启思人类之于精神自我的怀疑不无价值与意义。西方哲学的怀疑主义传统在20世纪的现象学再次获得思想的回声。胡塞尔认为：“普遍怀疑的企图属于我们的完全自由的领域：我们可以试图怀疑任何东西，不论我们可能坚定地相信它们，甚至在充分的明证性中肯定它们。”[5]（P95）然而，这位现象学的创始人更多地改造了“存疑”这一概念。他将“存疑”转化为现象学的“悬置”（epoche）。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让普遍的悬置概念在我们明确、新颖的意义上取代笛卡儿的普遍怀疑的设想。”[5]（P95）胡塞尔将“存疑”引申为现象学的思维工具，形成现象学的“悬置”或“加括号”，主张将所有以往的思想观念予以悬搁，采用存而不论的方式，这就是所谓“悬置判断”，并凭借这种现象学的方法，“面向事物本身”，面向纯粹意识中所呈现的现象界，达到认识的本质还原、先验还原，从而建立一门理性主义的明确性的“本质科学”。 与西方哲学的“存疑”这一思维方法相同，中国古代思想史也包含丰富的怀疑主义精神。先秦时代有两个怀疑主义代表人物，一位为具有哲人内蕴的浪漫诗人，另一位可称为诗人哲学家。前者为屈原，他的《天问》即是哲学化的诗，全诗共提出170多个问题， 包含着对自然现象、历史事件、现实生存、神话传说、精神文化等等方面的怀疑与沉思；后者是庄周，《庄子》一书可称为诗化的哲学。与西方思想界的“存疑”传统相异，庄子的“存疑”很少围绕知识论与认识论这样的逻辑思维的轴心而运动，而是关注从智慧论与生存论层面上，凭借诗性思维和富有想像力的哲学悟性，一方面对实存世界存疑，怀疑所有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对社会历史存疑，怀疑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再一方面对精神存在存疑，包含对知识形式、理性认识存疑。由此规定，庄子的“存疑”更趋向对精神自我的存疑，更关注对存在者的自我提问。在庄周的哲学逻辑里，整个现象界只不过呈现为精神自我的幻相，与其说是对整个现象界的存疑与提问，不如说是对自我意识的存疑与提问。精神现象学的最高提问和最终存疑均归返为对存在者的提问与存疑。庄子的“存疑”，用他的诗性语言来表达就是“县解”。“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此古人所谓‘县解’也。”（《大宗师》）“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古之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庄子的“县解”，与西方哲学的“存疑”、“悬置”的概念有相同之处，均倾向对现象界采取判断中止、存而不论的态度，对知识命题、逻辑形式持有怀疑论的眼光。但是，庄子的“县解”更属于生存论的人生智慧，强调的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存疑与暂忘。更进一层，庄子甚至主张对自我的情感存在、生命存在、思维存在存疑与暂忘。他推崇“吾丧我”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就是凭借自我存疑的思维方式来达到对整个现象界的悬搁、存疑、拷问。庄子的哲学，无疑表征着中国古典怀疑论的至高境界。 现在，回到我们美学的原旨上。我们认为，当代美学的根基性缺陷之一即在于：在方法论层面上丧失了开启新思维之门的怀疑主义，在逻辑层面上遗忘了具有意识发现功能的否定。当代美学寻找自我话语的努力途径之一是，应该延请怀疑论哲学，寻回我们遗忘久远的对于知识价值的否定精神，从而诞生自我意识的新型存在形式。[6] “存疑”既作为美学本体论的思维转向，又作为美学方法论的逻辑选择，同时引申为探究美学新话语的精神张力和运思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