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0)01-0010-08 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应予充分估计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对具体学术问题有新意的阐发，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50年代，他率先将“自然人化”命题引入美学研究，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美学大讨论超越了心－物外在对立的反映论模式。70年代后期，他通过康德研究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其中对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性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地位的强调，对历史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具有双重的进步意义，那就是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有助于消解庸俗唯物论的影响，强调实践的物质性有助于消解“斗争哲学”的影响。“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主体性的个体内涵的领悟，使其所谓“社会”、“实践”等范畴透出特殊活力。这种领悟与其立足于整体性理论视角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但这种紧张对年轻一代的个性解放及“后实践美学”的问世，都曾产生过有效的刺激。80年代末，李泽厚推出“情感本体”的概念，反映出他追踪时代潮流的努力，但没有带动其既有体系的整体性嬗变，也没有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阐释起点，基本停留在感性咏叹的层面，对当代学术文化也没有形成值得重视的影响。 一 王国维是近现代中国美学的开创性人物，尽管如此，但对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的契入和展开方式具有直接影响的，主要还是朱光潜和蔡仪此前的研究。朱光潜的贡献主要在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和引进方面。在这种介绍和引进的过程中，朱光潜逐步建立起虽谈不上严密，却也自有某些“基本的一致的东西”[1]的美学学科体系。受知识结构与所介绍对象的固有倾向的影响，他这个体系就哲学基础看，与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和克罗齐的哲学有较多的关联。李泽厚登上美学舞台之初，是以朱光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但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真正构成新的理论确立的障碍的，应该说是蔡仪的美学。蔡仪是从认识论立场切入美学问题的，他有关美与美感的论述，大都和经由苏联介绍到中国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框架内，美学基本问题被归纳为心－物关系问题，美的本质被对应于物，人的活动则被对应于心，因此，问题的核心，就成了美，也就是物，与美感，也就是心，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这种框架的弊端在于，单纯从意识－反映的角度对审美活动进行分析，则人的地位和功能问题，无形中转化成了心的地位和功能的问题，结果是，强调人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地位，就流入主观主义，抗拒主观主义的结果，则又往往陷入机械唯物论。李泽厚的贡献在于将“实践”范畴引入审美认识论，超越了狭隘的心－物对立的框架：“蔡仪所主张‘由现实事物去考察美’的‘现实事物’，是缺乏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内容的静观的对象。蔡仪美学的根本缺陷，我们觉得，首先在于缺乏生活－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人’在蔡仪这里也仅是作为鉴赏者、认识者而存在，根本没有看到‘人’同时也是作为实践者、对现实的改造者的存在。”[2]由此，蔡仪式的美感与美的静态的映现与消费的关系，就转化成了李泽厚式动态的创造与表现的关系。他通过“实践”范畴将时间因素引进了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将美的静态属性分析与其动态的历史发生过程联系了起来：“我所主张的‘美是客观的，又是社会的’，其本质含义不只在指出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或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里，因为这只是一种静观的外在描绘或朴素的经验信念，还不是理论的逻辑说明，为什么社会生活中会有美的客观存在？美如何会必然地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要回答这问题，就只有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的探究中，来深刻地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 会性。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实即从‘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来看‘美’的诞生。”[3]在“‘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审美活动所涉及到的客观因素，即审美对象，与主观因素，即审美经验，都有了不同的阐释。在他看来，孤立的、与人不发生关系的对象存在，谈不上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无美丑可言。对象世界的审美意义，是和实践这种主体性的物质力量发生了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而转化成了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结果。在“‘美’的诞生”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文化与文明的生成过程中，消极被动性的“心”或云“美感”，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创造历史、也创造自身的“人”，其活动范畴拓宽了，僵化的心－物对立得以消解。 对“‘美’的诞生”问题，李泽厚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人化”理论，进行了分析：“所谓‘人化’，所谓通过实践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并不是说只有人直接动过的、改造过的自然才‘人化’了，没有动过、改造过的就没有‘人化’。而是指通过人类的基本实践使整个自然逐渐被人征服，从而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自然由‘自在的’而日益成为‘为我的’了。”[4]“实践在人化客观自然界的同时，也就人化了主体的自然——五官感觉，使它不再只是满足单纯生理欲望的器官，而成为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正因为主体的自然人化与客观的自然的人化同是人类几十万年实践的历史成果，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客观自然的形式美与实践主体的知觉结构或形式的互相适合、一致、协调就必然地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5]历史性的“实践”作为沟通主体与客体的桥梁，超越了唯心主义的片面主观性，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僵化的客观性，将美学从美和美感何者为第一性的死胡同中解放了出来，给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作为历史客体的自然的不断自我超越，都留下了宽广的余地。因而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泽厚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美学派别——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实践美学”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困难与弊端。首先，如何理解作为美的根源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李泽厚是在群体类的意义上谈论实践的，具体某对象是否经过人工改造，在他那里不影响该对象审美价值的有无。具体的对象和具体个体的实践活动，都没有独立意义，而只是某种抽象宏大的整体性存在的体现，他们的价值意义，都只有从整体中才能获得证明。因此，某具体实践活动改造了某具体对象，这个对象却可能不美，因为这项具体的实践活动，尽管符合具体实践主体的“本质力量”，却可能脱离了甚至违背了那超越具体之上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力量”。某具体对象没有被实实在在地改造过，却可能由于它恰好能显示出其所从属的整体自然性与类主体的亲和关系，而显出美。人类学本体论层次的实践和具体个别实践，抽象整体的“人的本质力量”和具体个人、团体阶层，以至和具体时代、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支配其实践行为的目标、愿望、追求间的断裂，使很多人感到困惑，进而对这种美学理论提出质疑。这里面当然有误解因素，也有具体表述不严谨造成的影响[6]，但过分强调“人的本质力量”与具体人和具体的人的集团的具体属性的区别，确实会使人对这种“人的本质力量”有难以捉摸的感觉。有人批评这种所谓“人的本质力量”背后，游荡着黑格尔式“绝对理念”的影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