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一般都以《诗学》为主要依据，肯定了亚理斯多德美学的若干积极意义：1.最早为典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2.赋予艺术摹仿论以新的、深刻的内容；3.建立了美学中有机整体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亚理斯多德美学中的某种局限：把静观悬为文艺的最高理想。我们同意对亚理斯多德美学的这些评价，但是感到不足的是，这些评价未能在更阔大的视野内，充分分析亚理斯多德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特别是亚理斯多德的这些思想和他的四因说的关系。本文力图从四因说的角度考察亚理斯多德上述美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以期从更深的层面上来把握这些思想。 （一） 四因说是亚理斯多德哲学体系的核心。亚理斯多德认为，任何事物，不管人造物还是自然物，其形成有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有了这四个原因，事物才能够产生、变化和发展。四因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因。 亚理斯多德的“形式”在希腊文中是eidos， 与柏拉图的“理式”（亦译“理念”）是同一个词。因此，要理解亚理斯多德的“形式”，首先要理解柏拉图的“理式”。理式是柏拉图哲学和美学的中心范畴。柏拉图认为，每一种物都和其他物质所区别，因此它具有一系列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的总和就是物的理式。比如，桌子是由某种物质材料制成的东西，这是一；桌子可以用来吃饭、写字、放置物品等，这是二。桌子这些本质属性的总和就是桌子的理式。如果我们不知道桌子的理式，就不能够把桌子和其他东西，如椅子、沙发、床等区分开来。否定物的理式的存在，就是否定物本身的存在，或者至少表明它是不可知的。我们都知道，亚理斯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式论作过尖锐的批判。但是在上述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他们都主张，物的存在就要求它是某种理式的载体。 不过，柏拉图的理式论并没有就此止步。柏拉图使物的理式与物相脱离，进而形成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式世界，并把它移置到天国中去。对于这种二元论，亚理斯多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在《形而上学》第1卷第9章和第13卷中，就批判了柏拉图关于一般理式可以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观点。亚理斯多德哲学的全部基础在于，他不脱离于物来理解物的理式。他说：“同单一并列和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的”（注：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他认为物的理式就在物的内部。他论证的逻辑很简单：既然物的理式是这个物的本质，那么，物的本质怎么能够存在于物之外呢？物的理式怎么能够存在于远离物的其他地方，而一点不对物产生影响呢？物的理式存在于物内部，在物的内部发生作用，理式和物之间没有任何二元论。这一论题是亚理斯多德与柏拉图基本的和原则的分歧。 亚理斯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式论作了无情的批判，但是，他是否像有的著作所认为的那样，“放弃了柏拉图的‘理式’”呢？（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完全没有。亚理斯多德批判理式脱离于物的孤立存在，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过理式本身。相反，柏拉图的理式几乎全部转移到亚理斯多德那里。谁理解了柏拉图的这个范畴，也就基本上掌握亚理斯多德哲学的主要原则。按照传统翻译惯例，亚理斯多德所使用的希腊术语eidos 在拉丁文中译成“形式”，为的是使物的eidos尽可能与物本身相接近， 从而强调亚理斯多德的eidos处在物之中。而在柏拉图著作中，eidos从来不被译成“形式”，只译成“理式”，为的是强调柏拉图的“理式”处在物之外。我们不反对把亚理斯多德的eidos译成“形式”，但是始终要记住，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式”。 亚理斯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式论既有批判，又有发展。柏拉图的理式论是“一般在个别之外”，亚理斯多德的理式论是“一般在个别之中”。柏拉图仅仅承认理式的一般性，而忘掉它的个别性。一般性是对某些个别事物的概括，它总以个别事物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个别性，也就没有一般性。物的理式不仅是对物的各种因素的概括，它也必然是某种个别性。这种个别性使某种物的理式区别于其他理式，使某种物区别于其他物。空气可以有干湿冷暖、鲜浊稠薄，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空气仍然是空气，而不是土石草木。因此，亚理斯多德的结论是，存在于物内部的理式既是一般性，又是个别性。就像准确地区分出一般性和个别性一样，亚理斯多德还区分出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后分析篇》第1 卷里，亚理斯多德谈到，科学是关于一般性的学说，它以必然性为基础。彼此孤立的东西是偶然性，偶然性中没有以证明为基础的知识。如果我们在偶然性中发现了某种规律，那么，偶然性就不再是偶然性，而成为必然性了。这样，亚理斯多德对一般性的理解和必然性、规律性密切相关。所以，物的理式是一般性、必然性和规律性。 在批判和发展柏拉图理式论的基础上，亚理斯多德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观：个别蕴涵着一般、必然和规律。而这正是亚理斯多德美学中典型理论的哲学基础。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比较诗和历史的一段著名的话常为人所援引：“根据前面所述，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说，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作的事或所遭遇的事。”（注：亚理斯多德：《诗学》，28～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亚理斯多德在这里所说的“诗”指文学乃至整个艺术。艺术虽然描绘个别现象，但是它要通过个别性揭示普遍规律。历史当然也应当反映规律，只是亚理斯多德所理解的历史还仅是罗列现象的编年纪事史。亚理斯多德的本意正如朱光潜所指出的那样：“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也正是现实主义的最精做的意义。（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73～74页，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有的论者则认为，上文援引的亚理斯多德的话是他“全部美学思想的精华”，“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最早的典型理论，是对美学史的一个重大贡献”。（注：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