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学比较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隶属于特定文化圈内的美学形态和凝聚在文化形态上的美学精神，能最集中地体现该文化的个性和特色。在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人文学科中，美学最具有辐射性和涵盖性。而伴随着美学内涵向文化问题的聚焦，美学的比较也正在突破狭隘的就美谈美的框框，而深入到对一种文化精神和民族个性的了解与把握上。 跨文化格局中的美学比较所以能够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古典意义上被称为“学”的那些普遍有效的理论话语的失效。追求普遍有效性，追求事物背后的永恒不居的“一”，是古典意义上被称为“学”的那些学科的共同特点。如柏拉图的“理式”，中世纪神学的“太一”，现代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等等，一门学科的建立，就是从这样的“一”开始的。似乎有了这个“一”，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解决人类所有问题。但是，对这种理念的信仰却受到近代以来一系列新思想、新发现的冲击。人们开始相信，那些被称为“学”的理论思想体系，并不是把握现实世界的惟一真理，而不过是用来从特定的角度说明世界的一套话语和范式而已。而面对同一个宇宙、自然、世界，则有着因主体的理解和切入视角的不同所带来的话语和范式的差异，那种永恒不变的解释世界的模式并不存在。 既然并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普遍有效的解释世界的模式，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那种隶属于特定民族、特定文化内部的美学理论不过是从本民族的信仰习性、思维传统出发而对世界作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不过“只是人类全部美感过程中的一曲线”。这里似乎并没有真理意义上的正误之分，两者都既有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生态的合理性，也有逸出这种文化后的局限性，所以任何一种美学形态都不具备中心和普遍的地位，不能设想一种美学形态比另外一种美学形态更优越，或者用一种美学形态去替代另一种美学形态。从这个背景看当今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都与原有的美学理论与范式在跨文化和跨民族研究中的阐释效力的丧失有关。人们发现，面对同一文学现象，不同的文化圈几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致思方向，完全照搬某一种理论话语是行不通的。属于特定文化系统内部的单一的美学理论远远不能适应跨文化之间的理论接触。于是，寻找一种相互理解、相互阐释进而发现某些共同规律的“平行研究”也就替代了原有的单一的研究模式。人们相信，更“富有成效”的文学比较及其理论话语——比较诗学，往往诞生在“对历史上互不相关的（如中国的和西方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领域。 当然，比较文学在其初创时期，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乃至所得出的结论，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以法国为中心的“影响研究”一开始基本上是被作为文学史的分支而存在的，着重研究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事实上的联系”，研究的范围涉及渊源、借代、模仿、改编、命运、声誉、影响以及传播中的翻译等问题，其主要的研究手段不外历史的、考据的、实证的，而且研究范围多限于西方文化内部，甚至是西方一个国家的内部。如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经常被列入比较的视野，而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比较则少得可怜，甚至不被纳入比较的范围。这种限于特定文化内部的比较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带有严重的偏狭性，“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算不上‘比较’”。因此，并没有使比较文学走向真正科学的轨道。法国学派甚至反对比较文学的美学视域，反对将美学理论引入比较文学，对“其所研究文学事实的美学价值漠不关心，他们过高地估计把作品文本中某些因素孤立出来的可能性，却很少追问这些孤立的因素与所研究的文本的文学方面是否真有联系”（注：福克玛·文学比较研究的新策略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见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0.）。 这种观点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比较文学向纵深方向的发展，这中间虽然出现了捍卫文学文本独立性、有机性和审美性的努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比较文学的这种僵化的局面。直到本世纪50年代比较文学中的美国学派的崛起，才使比较文学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学派反对法国学派在具体内容上的保守和狭隘，张扬“平行研究”，认为比较文学在根本上是超越语言界限、超越国别的文学研究，甚至是跨文化的研究。他们要求“把研究的范围从对影响的给予、接受、传播诸方面的事实考察扩大到没有实际联系和影响的作家、作品之间，甚至扩大到文学与别的学科之间，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类同和差异”（注：刘象愚.比较文学方法论探讨，王春元、钱钟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87.）。美国学界泰斗韦勒克在他那篇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比较文学长期徘徊的原因：“在文学学术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互相协作，共同完成中心任务，即描述、解释和评价一件或一组艺术品。比较文学，至少在正统的理论家那里，一直回避这种协作，并且只把‘事实联系’、来源和影响、媒介和作家的声誉作为唯一的课题。现在它们必须设法重新回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批评的主流中去。”（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 北京师大出版社，1986，59.）这种转向， 从根本上说是根源于一定的美学视域的比较文学的立场的重大转向，它反映了一种“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的比较文学研究流派的崛起。之后出现了一股平衡两者关系、采取折衷调和的立场的所谓“中间学派”。当代法国学者艾金伯勒认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是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注：艾金伯勒.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16.）在这里，比较诗学被作为一个融合“历史的研究”和“批判的美学沉思”的学科提出来，无疑是比较文学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历史呼唤，也是比较文学需要理论的客观证明。仅仅就文学现象的比较，并不能找到一个说明文学差异的理论根据，比较文学的实践呼唤比较诗学。而比较诗学中的结论，一则通向了跨文化的交流，二则也提供了一个说明文学差异的深层理据，自然受到比较文学的高度重视。正如美国比较文学专家厄尔·迈纳在总结近15年比较文学的最新进展时所指出的那样：“也许，近15年间（比较文学——引者注）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引入比较文学的范畴。” （注：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第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