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昔日那种学派兴旺、新见迭出的盛况相比，今天的美学界早已是门可罗雀，各种旧论新说纷纷偃旗息鼓。但尽管如此，将“美”归之于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的“价值论美学”观，不仅成了当今美学领域的最后一道风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多少还为日趋衰退的现代美学，赢得了一份迟到的尊严。所以，不但前哈佛教授桑塔耶纳在其名扬一时的《美感》一书里，曾开门见山地提出，“美的哲学是一种价值学说”；而且像开了现象学美学之先河的盖格尔，也同样将他的理论构架定位于价值论的基础上，郑重表示：“美学是一门价值科学，是关于审美价值的形式和法则的科学。它认为审美价值是它的注意焦点”（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事出自有其因。“‘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6页—517页。）。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准确地揭示了价值现象的基本特点：凡存在着主体需求之处，也就必然有“价值”的踪迹可寻。而对于人类活跃的审美需求，人们早就有认识。古人所谓：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第三思潮”的代表人物马斯洛根据其多年的临床实践，不仅得出了“在人那里比在其他动物那里更强烈的需要，是对信息、对理解、对美的需要”这样的结论；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所有这些的原因在于“价值生命是人的生物学的一个方面，它与‘低级’的动物生命是处在同一个连续统一体上，有明显的遗传上的遍及全人种的定性”，“精神的（或超越的、价值论的）生命明显地植根于人种的生物本性中”（注：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224页。）。不管怎么说，人类繁荣的艺术活动昭示着我们审美需求的旺盛。马克思早就说过：“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需要”，“音乐家给我一种美的享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2页。）。审美需要在人类生活中的这种普遍性，无疑为人困马乏的美学界从价值论的方位切入美学思辨，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契机。 但价值论美学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它对客观论美学的挽救。“西方文化的巨大成就正是客观主义的功劳”（注：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鲍亨斯基的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因为作为文化基本构架的语言总是社会性的，并不存在个人语言这样的东西，掌握一种语言也就意味着加入到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里去。语言的力量就在于其所拥有的公共性，所以，只要我们承认语言是人类文化的底座，而主观性又表示个人私有性，那就意味着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人类文化中真正有意义的现象无不具有客观性的品质。作为人类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审美活动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从古典客观论向现代主观论的转折，被认为是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主张美有“自在性”的实在论美学的覆灭也势在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学就此得以在主观论美学的地盘上安营扎寨。事实表明，迄今为止依然拥有生命力的美学思想，仍然是那些为审美客观性留下了一席之地的学说。比如康德美学。正像阿多诺所指出的，《判断力批判》之所以迄今仍能赢得美学界人士的尊敬，便在于其与那些审美态度论者和鉴赏趣味主义美学观不同，“康德想把审美学客观性建立在主体基础上，而不是以主体来取代客观性”（注：阿多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 页。）。 何谓“客观性”？按照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所作的归纳，“客观性一词实具三个意义。第一为外在事物的意义，以示有别于只是主观的、意谓的、或梦想的东西。第二为康德所确认的意义，指普遍性与必然性，以示有别于属于我们感觉的偶然、特殊、和主观的东西。第三为刚才所提出的意义，客观性是指思想所把握的事物自身，以示有别于只是我们的思想”。以此来看，审美活动中的客观性主要指第二与第三义。比如说，审美活动总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在艺术欣赏里这个对象是体现为某种物质形态的艺术品，在欣赏自然美的过程中则是一种表现为某种意象的意向客体。总之我们不能否认，“审美愉快是给予我们的，它确实是对象所唤起的”（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真正的审美感受是以客体为导向的，它是对客体的感受，并非观赏者的某种主观反射。”（注：阿多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除此之外审美经验也体现出一种普遍性。尽管桑塔耶纳曾经提出，“在审美中是找不到多少一致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审美趣味与一般生活口味的差异就在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指望别人与自己拥有同样的饮食习惯与喜爱口味；但在审美经验里，我们总是期待着能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审美发现、互相交流各自的欣赏所得。 这并非否认审美活动常常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相对性。比如“在日本禅寺里或观看歌舞伎表演时，一个西方人可能毫不动情，但那些日本人却能带着愉悦的表情全神贯注地观赏数小时。一个欧洲人可能无法从非洲雕刻中找到任何的愉悦美，或者，一个非洲人也可能无法在欧洲人的抽象画中看出愉悦美来”（注：阿德勒：《六大观念》，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如此等等。但这只是说明， 审美体验的普遍性并非一种既成事实而是一种可能性：也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因文化差异所致的障碍，完全有可能通过一种“跨文化勾通”而得以超越。而不像那些日常生活口味方面的差异，无须作类似的超越。就如同阿德勒所说：即使全世界最优秀的酒类专家一致同意，法国波尔多出产的一种红葡萄酒是这类酒中的佼佼者，“这也并不是说，某个更喜欢白酒而不喜欢红酒或更喜欢白高地酒而不喜欢葡萄酒，或更喜欢威士忌酒而不喜欢别的酒的人，他也必须去喝专家们评定为第一的酒并从而感受到愉悦”（注：阿德勒：《六大观念》，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这无非在于，日常生活口味纯属个人私有空间，而审美活动有其公共性。这是那些伟大艺术家尽管一生倍受冷落仍不愿放弃寻觅知音的原因所在，也是许多曾生不逢时的优秀之作终究能获取后人迟到的赞颂的缘故。那种永远只能为作者自己孤芳自赏的艺术杰作，是一种形迹可疑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