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美学研究从无到有，从知之渺渺的隐学成为国人注目的显学，发展迅猛，成果斐然。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大专院校都已开设了美学课程，有条件的大学把美学列为了本科学生的必修课；不少大学拥有美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点；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及研究者人数之多，在世界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美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和重要影响。中国美学研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浓缩了西方美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这一事实本身又说明了中国美学研究广泛而混杂、多元而粗疏的特点。就广泛而言，中国美学研究几乎涉及到了美学研究的全部领域：美的本体及本质；美的发生；美学的对象与范围；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机制、审美差异、共同美感；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各门类的美的特征；审美范畴如美、优美、崇高、滑稽、悲剧、荒诞等。此外还涉及了美学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如同宗教、哲学、心理学、伦理学、艺术理论等等。就混杂而言，中国美学研究把西方的各种美学思潮、流派都在短时间内大量引入，打破了西方美学在时间发展上的自然流程，同时唯心的与唯物的、超验的与实验的、思辨的与经验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阶级论的与超阶级论的观点、方法都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同时运作，显得体系林立、派别丛生而观点混杂。就多元而言，中国美学的研究从本世纪初引进西方美学理论至建国初期，就呈多元的态势。从30年代起，各种哲学和政治派别的美学理论同时在学术上斗争共生。在50年代大争论的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呈现出美学家们不得不自觉归向一元化的趋势，但在许多根本问题和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依然较大。进入80年代后，随着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蓬勃兴起，更是呈现出纷繁的多元化趋势。 20世纪中国的美学研究多次在短时间中大量引进西方美学思想，尤其在80年代以来，以非常迅猛的态势引进了各派现代西方美学理论。在一个世纪之中，就引进和容纳西方两千多年美学的思想，以至于在20世纪末的时候，我国美学理论界研究的课题，出现了几乎同西方现代的美学研究同步的现象。因此，我国美学研究在大量引进西方美学时，缺乏较长时间的细嚼慢咽因而缺乏更理性的选择、消化、吸收的自然程序。因此在本世纪后期的20年中，美学研究以介绍西方现代理论的居多，而自觉在实践中检验和运用的较少；急用先学、追求立竿见影效应的居多，深入透彻的研究较少；宏观的大而化之把握较多，精心的个案研究较少。加之现代西方美学本身令人眼花缭乱的更迭变化，所以往往是一阵新潮之风刮过之后，实绩不多；一片粗糙的拓荒之后，精心耕耘的较少。因此，如何把各种新的美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去，以及如何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去把握、选择、检验、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理论，更新和丰富传统的古典美学理论是我国美学进入21世纪所必然面临的课题。20世纪已临终结，回顾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发展的历程，我们从以下六个方面给予总结。 一、西方美学理论始终处于制导地位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自西方。在它发展了近150 年后于本世纪初传到中国。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是在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直接引进下开始的。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美学史上的各种美学观点、思潮都在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首先，西方美学的制导地位表现在中国美学研究所引进的基本理论和权力话语方面。纵观20世纪中国涌现出来的著名美学家，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蒋孔阳、王元化、吕莹、汝信、敏泽、叶朗、刘纲纪等及其他无法一一提及的美学家，无不是从西方美学理论的接受中学习中借鉴中开始自己的美学研究，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的。进入80年代，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涌入更加强了这种西方美学的制导趋势。 所谓美学新潮也仅意味着西方现代美学理论新潮。 80年代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以似乎不正常的速度引进当代西方新潮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以至于给人以这种印象：中国美学研究接近或几乎与西方同步。但是，这种接近不是研究水平的接近，这种同步也仅仅是引进速度的同步而已。缺乏自身创新的引进或同步就意味着滞后的现实。中国美学研究在创新性方面没有出现更令人注目的成果。 就理论思维方式和理论话语而言，20世纪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依旧运用的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形象性、类比象征性的思维来阐发个人的直观感悟，而没有采用西方的抽象思维的思辨方式；所使用的话语也是中国传统的诗性的美学话语，如“隔与不隔”、“境界”、“景语”、“情语”等。其他不少人也在这种思维习惯下运用“风骨”、“气韵”、“阳刚”、“阴柔”等等话语。这种话语缺乏思辨的明晰性和准确性，尤如雾里看花，只能大致而笼统地阐明某种个人的感悟或某些义理思想，难以形成确定的概念和范畴。因此这种诗化的美学理论和诗化的美学批评随着西方理论的引进、运用而几近消失。蔡元培、鲁迅已开始运用思辨的方式和西方美学范畴来阐明自己的美学思想。进入30年代，西方的“移情说”、“审美距离说”、“直觉说”等现代美学理论已在中国美学讨论中成为影响颇大的理论而流行开来。西方美学同哲学密切联系的研究特点和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阐述美学观点已成为学者们自觉追求的目标。这在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生活与美学》和陆梅林翻译的苏联科学院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广泛传播中可以看出来。从此，哲学思辨的方法成为了中国美学研究新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西方美学中那些确定的概念范畴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权力话语。例如，“美的本质”、“理念”、“直觉”、“移情”、“审美距离”、“典型”、“崇高”、“喜剧”、“悲剧”、“审美判断”、“想象”、“联想”、“多样化统一”等等都是中国美学研究的权力话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