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朱光潜放弃了以前的美学思想体系，在政治上认同社会主义的同时，学术研究上也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此进入了人生历程的新阶段。直至暮年，在谈到美学研究时，他仍明确强调“坚持马列第一义”。但尽管如此，令人尴尬的却是，很少有人会当真把他的体系，看作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这里面有偏见与狭隘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应该从朱氏思想体系本身的特征中寻求解释。 朱光潜的学术定位，完成于留学欧洲时期。此阶段的欧洲美学与文艺学界，正是“自下而上”之风劲吹的当口。这股风同朱氏个人的心理气质及知识结构恰相合拍，所以他自称是从心理学走向美学的。这种经历，决定了朱光潜在美学研究中作为一个学者，而非思想家的身份。他更重视对具体审美现象的经验性解释，不重视，亦不擅长超越性的本体论思辨。这也就是他三四十年代美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但在五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学术思想界强调的，是哲学世界观的统率地位，很难意识到具体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研究所应有的独立性。表现在对朱光潜的批判中，就是将文艺美学观与哲学观、世界观乃至政治观等其他层次的问题，简单化地对应起来。这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对当时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见。在这种简单化对应的逻辑中，美学问题不过是社会历史观乃至政治观在特定领域的延伸而已，所以，只有诸如美的本质之类的大问题，才有研究价值，至于其他，则一概被打入资产阶级“烦琐哲学”乃至“唯心主义”的行列。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满足于套用经由苏联传入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处身于这种格局的朱光潜，其所需要放弃的，就不仅是政治观、历史观之类构成研究背景的东西，而且还包括他的研究兴趣、研究对象，乃至思考与表述所习用的范畴概念和话语方式等。他在这些问题上已有的研究结论，固然属于毒草，即使是对这些问题的提出与思考本身，也由于同反动世界观的联系，而被认为是有害的。由此，无论从知识修养还是思维习惯来说，都是适合从个体经验层次切入美学研究的朱光潜，出于维护自我学术生命的本能，只好勉为其难地接过新的术语范畴，尽力附会到那自己并不擅长的“大”理论系统中去，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展开自己的精神探索。 问题在于，任何人的思想活动，都无法真正脱离自己既有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朱光潜尽管在政治信仰层面无奈而又不乏真诚地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可一旦延伸到艺术审美层面，他又会不自觉地滑到固有的那套立足于个体审美经验的思维模式中，而很难悬留在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层面展开分析。这样就产生了奇异的缠绕：形式上所使用的是物质、生产、群体、实践之类术语，自我意识中也以为所讨论是社会历史层面的本体论问题，实际上构成这些概念、这些话语方式的深层内涵的，却是已化为血肉的对具体个体审美感受的心理学层次的观察体会。本来可能是很精到的对于审美心理活动规律的分析，由于借助不属于自己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同时也是由和自己在思维方式上很隔膜的人来接受，结果就往往显得矛盾百出。在某种意义上，蔡仪指责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美学不过是解放前美学思想的“旧货新装”，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注：受思维定势和知识结构的制约，朱光潜的所谓“实践美学”给个体心性保留了相对更多的意义空间。但这种保留缺少充分的理论自觉，且导致了理论体系内在有机性的丧失。过分强调这种保留的意义，如尤西林先生的《朱光潜实践观中的心体》（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等，是不符合实际的。）。 朱光潜在论证“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时，很强调“实践”的观点。但这个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本属社会历史层面的整体性范畴，到了朱光潜手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要往个体心理学层面的意识活动上套。这就是李泽厚所称的“奇异现象”：“其中常常上一句话还并没有错，下一句话却完全错了；上一段话还很有道理，下一段话却很没道理。”（注：《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 ）上一句话之所以“并没有错”，是因为它表述的内容，属于朱光潜对外在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借用、因袭，下一句话之所以“却完全错了”，是因为其所表述的，乃是朱先生对于那个普遍性原理的阐释、发挥、运用，而这种阐释、发挥、运用，不可免地会带上朱氏固有的气质印痕。典型的例子如《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注：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 其中对美的意识形态性有这样的论述：“人自从进入生产劳动成为社会的人之日起，就在自然上面打下了人的烙印，自然便变成了‘人化的自然’，……这就是说美是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前半句话与当时美学界的主流话语是完全一致的，但由此而推导出的作为结论的下半句话，就无疑义地会受到主流话语的批评。前半句话所说的“人”，在历史唯物论那里，指的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能力，他以整体必然性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这种力量对于自然的改变及相应的自然在属性上的变化，或曰“人化”，应被理解为客观属性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以具体审美经验形式存在的个体精神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或曰第一性的地位。将这种变化后所形成的属性说成意识形态性的，就混淆了社会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个体性的精神体验活动之间的区别。而前者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逻辑中，是属于本体性层面的存在，后者则只有现象性的意义。再如他对“物本身”（物甲）与“物的形象（物乙）”的划分，作为个体美感经验发生过程的某种说明，这在五十年代是很可贵的，但以此来证明美的本质的所谓“意识形态性”，却未免不伦不类。 按历史唯物论，本质是系于整体的，个体意识乃至个体的具体行为，都并不构成对象之“社会性”的真正来源。但接受活动总是要受接受者先在心理结构的制约，朱光潜这里表现的，就是一种不自觉地要回复到自己固有知识结构，回复到自己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中去的心理本能。这种本能在无意识中影响着他对刚刚接受的理论框架和范畴术语的运用。朱光潜接受了劳动创造世界及劳动创造美的观点，认为客观对象只有经过实践，只有被赋予社会性才具有审美意义。但长久的思维定势使朱光潜无法真正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范畴，无法明白这种社会性作为超个体意识的物质性力量的性质。他考察问题的视角及感受对象的方式，始终徘徊在个体心理学的层面，所以他借助诸如改造、社会性、实践等范畴分析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就会把这些概念转化为个体心理体验活动的代名词。李泽厚指出了他思想中的这种矛盾，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语境中出现的大量矛盾，其实都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哲学—社会学层面的本体论思辨和个体—心理学层面的经验性分析两者间存在的层次性缠绕，当然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缠绕背后深刻的文化—社会学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