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美还归:散步美学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贡献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成纪,男,1966年12月生,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郑州450052)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宗白华的散步美学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存在既是对“失美”的哲学美学的校正,也是对流于艺术鉴赏的常规艺术美学的超越。古典美学精神与现代理论观照方式的融会构成了它的基本特点,自由主义精神是这一美学方式的灵魂。另外,与哲学美学相比,它有自己独特的体系构成方式,即一种有我的、自在的体系,一种依托于形象思维的潜逻辑体系。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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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趋势的一种反映,20世纪的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理论的译介和重新组装是其主流,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融会性创见并不甚多。另外,中国20世纪社会生活的长期动荡和泛意识形态化,也使美学研究一次次偏离常规方向,成为政治的隐喻。在这种背景下,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让美学向美本身还归,就成为修正美学的研究思路,并在新的基点上重构当代中国美学的重要课题。以宗白华先生为代表的“散步美学”也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具有了崭新的意义。

      一、20世纪中国哲学美学发展的几个误区

      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格局中,哲学美学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散步美学作为艺术美学的一种,它的价值正是在和哲学美学的对比中得以彰显。所以,探讨散步美学的价值,首先必须面对哲学美学的一系列研究误区——

      1.哲学美学理论品位的上升与审美品位的下降构成巨大反差,政治化的求真与文人化的求美之间日益失调。

      中国古典美学精神源远流长,但作为学科形态出现的中国美学,却是原产于西方,后经日本传入的舶来品。所以,西方美学的一系列弊病一直成了中国美学家不得不承受的遗产。比如,诞生于德国理性主义土壤上的德国古典美学,虽然其创始人鲍姆加通给它作出了“感性学”的定位,但从其介入美学研究开始,就走上了与感性相背离的道路。于是,美学作为哲学的婢女,其哲学化程度一直是衡量其成熟度的重要标准。就中国美学的发展而言,本世纪前50年的老一代美学家,虽然他们都有接受西方美学的学术背景,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深厚造诣,有效地稀释了美学研究中的哲学性,字里行间透示出文人化的自由性情。这一时代,不论是讲求“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他们总还是试图架起东西方美学沟通的桥梁,并朝着互补融会的方向发展。但解放后,中国当代美学不仅与传统美学精神相疏离,而且也割断了与西方现代美学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依托的德国古典美学成为惟一可讨论的话题。作为这种学术状况的反映,可以看到,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直在几个基本的哲学概念之间兜圈子,其表现出的理论的粗陋浅薄,一方面意味着美学研究水平的倒退,另一方面,这种假美学之名讨论政治、以哲学观之争代替美学沉思的方式,又使原已非美的哲学美学笼罩起浓厚的意识形态阴影。在这种背景下,美学学科审美品位的下降有其必然性。另外,在80年代的美学热潮中,虽然美学研究日趋多元化,但理性启蒙的沉重主题,依然意味着美学研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话语,而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流派的重新翻炒,则使中国古典美学的神韵进一步隐匿不见。

      2.情感生命的欠缺、生活方式的单调、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哲学美学家审美能力的钝化。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大多出身于学院派,其学养或止于哲学,或由哲学而偶涉艺术,像宗白华、王朝闻、高尔泰等有艺术实践经验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他们长于在理性思辨的王国里自由驰骋,但对于艺术和自然,却难说有多少独到的感悟和鉴赏力。学术研究中偶尔需要一些艺术实例作点缀,也大多止于重炒古人或西人的剩饭。当然,这种美学家感官普遍迟钝的状况,除教育体制、个人才情的因素外,更多缘于20世纪中国长期的经济贫困和社会动荡。对于一个从小就将求生存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知识群体来讲,审美活动已显奢侈,更谈不上受到良好的情感教育和艺术训练。尤其解放后的前30年,美学家几乎生活于与美绝缘的环境里,谈论的大多是政治话题,参加的大多是政治运动。外出旅行,面对山川河岳,抒发的大多是革命豪情;一人独坐书斋,则忙于写形形色色的思想总结或反省材料。这种文化背景,对人政治嗅觉的培养大大高于审美嗅觉。另外,从当代商品社会给美学家提供的角色定位来讲,想培养出博大的审美心胸和敏锐的鉴赏力依然困难重重——大学校园是他们生存的世界,书斋是学术的家,经典是对话的朋友,学生是单一的听众。这狭窄的生存界域明显限制了美学家们的视野,单色调的生活也必然使他们感觉钝化,情感萎缩。于此,美学的单调乏味具有必然性。

      3.美学体系的霸权、主义的论争,一次次淹没了对具体审美对象的常规性观照。

      中国20世纪美学向体系化、学派化方向的发展,应该说肇始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体系的产生既说明中国美学日渐走向成熟,但此后的发展,又证明它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比如,伴随着80年代的美学热潮,美学研究者对一系列美学体系的制造呈一时之盛,似乎一篇千字美学论文的发表,就意味着一个新体系的诞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些所谓的美学体系,大多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注:李泽厚:《美学译文丛书·序》,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所谓的美学家也有被时代浪花淘尽的危险。首先,这些体系大多是上承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遗绪,把从哲学的假设出发、探讨美的本质作为研究重心。这种研究方法,从西方美学史上看,早已被判定为永远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无效劳动。同时,这种围绕美的本质旋转的美学,往往是围绕几个主题性概念兜圈子,从中很难见到对自然、艺术、生命之美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其次,随着西方现代美学流派在80年代的重新引入,中国新生代美学家为体系的建构增加了新的内涵,并为东西方美学的重新接轨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学识缺乏积淀,主体精神苍白,他们往往成为西方某一美学流派在中国的代理人,体系也成了某一西方体系在中国的翻版。这类体系,在80年代的文化启蒙时期,确实给美学带来过荣耀,也满足了公众的求新猎奇之心,但是,由于它以追求震惊效应代替了对审美对象的常规性观照,以对异域的狂热代替了对民族美学精神传统的沉思,这就导致了理论体系与现实疏离,并缺乏历史感。同时,体系之间的争强斗狠也使美学家失去了应有的平常心和审美心胸。多了追风赶潮的学术浪人,少了精神家园的真诚守护者;多了学术论文中的言词刻毒,少了惺惺相惜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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