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源泉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和核心；那么，强调社会生活作为文艺源泉的惟一性则是这一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单从哲学本体论讲，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从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一切唯物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都坚持文艺模仿或再现现实。自马列文论产生之后，文艺反映生活的能动性又受到重视。作为辩证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并不否认文艺家的主体作用，他有关文艺高于生活的六个“更”字便突出了这种主体能动作用。不过，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逻辑重点还是在于强调客观物质世界、现实社会生活的第一性、本源性，而这几乎是所有唯物主义者的共识。那么，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在于他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内涵。将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这些最基层的人民大众的现实革命斗争、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文艺创作的主要对象并从理论上予以旗帜鲜明的倡导，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与其文艺功能论是密不可分的。 在毛泽东的文艺观念里，工农兵群众既是文艺家师法的对象，又是教育的对象。其实，毛泽东也是相信精英文化及其对群众的指导作用的。毛泽东心目中的精英，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精英文化，便是无产阶级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般精英文化论者不同，毛泽东认为“精英”不能脱离群众。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估计过低，这主要是因新中国建立前后他曾发起一次又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然而，毛泽东本人即是知识分子出身，他虽未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精英，但他似乎也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准精英”的。“准精英”要变为真正的“精英”，必由之路便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了解工农兵群众，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没有文化的人民群众中去。要当群众的“先生”，先当群众的“学生”。当群众的“学生”，实即了解群众，了解其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学习其朴实的生活作风，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去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最终还是为了当好教育群众的“先生”。从工农兵中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也是扩充文艺精英队伍之一法。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收效并不太理想，要教育民众还得主要依靠由学校培养出来的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化或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一直不太令他满意。为此，新中国建立后他一方面试图改革学校教育，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继续号召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一切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兵，强调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惟一源泉。要求文艺家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是毛泽东文化建设的一种策略：他希望作家、艺术家通过这种“深入生活”，真正具体、细致地了解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创作出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又体现出无产阶级新文化精神的作品来教育群众，从而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二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文艺思想既有其一贯性，又有较重大的不同之处。之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说明了文艺“高于生活”，但更强调“源于生活”；之后，特别是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1958年以后，他虽然仍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却更突出了文艺的思想精神即“高于生活”的一面。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建国前后的不同命运即映射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前后期的不同侧重。40年代的毛泽东特别重视“实事求是”，赵树理式的从农村基层成长起来的作家由于特别熟悉农民生活，其作品形式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正合乎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文艺功能观。然而，建国之后的毛泽东，理想主义精神逐步压倒了实事求是精神，他希望文学作品能塑造出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农兵形象，而赵树理的“吃不饱”、“小腿疼”乃至小二黑、李有才、孟祥英之类皆难当此重任，所以，“山药蛋派”从体现“工农兵方向”的文艺先锋沦落为“中间人物论”者。于是，塑造出萧长春、高大泉之类人物形象的作家浩然理所当然地取代了赵树理的位置。 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杀；然而，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其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但在后来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工农兵的生活几乎成了文学创作的惟一对象。以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在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三十年的大陆文学中很少见到。题材的相对单一不能说与这种文艺源泉论无关。胡风派提出的“到处都有生活”之说正好弥补了毛泽东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的疏漏或偏颇。胡风并不否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他认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应当是一切人的生活和斗争，不只限于工农兵。从哲学本体论讲，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并无二致，甚至在广义的文艺功能观上，他们也有一致之处，即强调文艺要教育人民，要为现实斗争服务。但在文艺的具体社会功能上，分歧就出现了：毛泽东要求文艺直接服务于政治，配合阶级斗争，而胡风仍坚持“五四”时期鲁迅倡导的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功能观。他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在于向民众灌输某种具体而现成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强化民族精神，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激发其生命的“原始强力”。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胡风反对将“人民”神圣化，他更偏重于把群众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对象，虽然改造、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之服务。因而，胡风文艺思想的思想启蒙色彩远远浓于政治教化色彩。正因重思想启蒙，胡风历来主张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冲突及人物自我的心灵搏斗，即各种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人生准则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表现人的奴性与原始强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表现得异常复杂尖锐甚至惊心动魄；他们反对把人们的思想及命运转变简单化，反对把转变简单归结为外力作用。路翎对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批评正体现了胡风这一文艺思想。其实，依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王贵与李香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用形象的方式证明“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的政治道理，这同《白毛女》证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样，达到了用革命道理教育人民的目的。这个道理浅显易懂，虽未必能激发农民从精神上真正脱胎换骨，具备真正的现代意识，但却能激励其积极踊跃地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除了对文艺具体功能的理解不同，对“社会生活”的具体理解，毛泽东与胡风的文艺思想也不相同。相比之下，茅盾本人的小说虽大多不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因而不能成为体现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