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00）02—0079—04 胡乔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特殊的岗位和素养使胡乔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有其独到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一个在国际国内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课题。“两个凡是”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说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胡乔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吸收进中央领导层。此后，在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才华。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反映到了他所主持起草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党中央、邓小平主持下由他具体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献中。他在多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阐述了解决好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胡乔木反复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指出，对毛泽东怎么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1]他告诫人们， 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2]当然， 胡乔木也绝不主张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他指出，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正是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纠正毛泽东过去的失误是为了发展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胡乔木对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主张思想工作者应站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最前线，以科学理论批判错误观点，教育人民。他不是一般的理论研究者，而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政治家、党的理论家，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常常是通过他的论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因此，他的一些评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的有关主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不少人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看不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胡乔木从党和国家前途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既宣传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观点，又有自己的精辟理论分析，这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忧党忧国的拳拳之心。 从理论上辩证地分析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主张，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和认识。胡乔木一向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他提出“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3] 他所说的科学的态度，是指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科学的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和完善那些在历史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的论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分析、论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的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在他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胡乔木运用其丰富的党史知识，多方面、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他指出，我们应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客观地承认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他不仅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从1927年民主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贡献，而且还肯定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某些正确决策，如在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胡乔木还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许多重大决策，到现在还使我们受益，如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决策，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天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4]此外， 胡乔木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建树也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大量光辉著作，解释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也解释了中国革命中如何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这些同以前很多光辉著作一样，永远是我党前进的指路明灯。”[5]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同时， 也严肃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林彪、“四人帮”煽动的对他个人崇拜的狂热；以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以及发动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等。胡乔木多次谈到随着威信的提高和个人崇拜的推行，毛泽东从遵守党内民主制度到越来越独断专行的过程，指出：“骄傲自满，个人专断，这种情况根本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