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75；B8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0）02—0089—07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曾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时代、 伟大实践哺育出的伟大人物。他的天才的思想、渊博的学识、远大的抱负、富有勉力的形象与顽强的求实精神、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情调、超人的胆略交织在一起，使“毛泽东”三个字早已超出了他个人称谓的界限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精神的象征，成为这个世纪世界历史上个性最鲜明的巨人之一。这位巨人的个性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契合中。这种神奇的契合，决不是偶然的。这种神奇的契合，既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制度设施、民族文化、社会心理、风俗民情、革命思潮紧密联系，也受世界潮流、西学东渐、马列传播和俄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在国内外对个性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首先注意到个性概念的多义性。而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个性表现在性格、气质、智力、兴趣、爱好等方面[2]。 个性是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形成的一个人的比较稳定的特性[3]。对毛泽东，戴维·艾森豪威尔说“十里之外， 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4]确实，毛泽东的个性是无以伦比的， 是现实与历史、理性与激情、意志与智慧、逻辑与幻想交织在一起的民族魂。综观毛泽东丰富多彩、光彩照人的个性，我们发现其中始终有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契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富有理想而著称的民族，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深谙中国文化，他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并且吸收了西方社会中的一些新梦想与新追求。他是旧世界的挑战者，更是新世界的构想者。对未来的向往，推动着他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和改造；打碎旧世界的实践及其成功，又不断升华着他对未来理想的执著热情。在后一方面，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气质体现得更为充分、更为浓烈。 毛泽东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伟大政治家。他常以诗歌鼓舞士气，抒发豪情，缅怀战友，鞭苔政敌。尼克松说，毛泽东的大部分诗歌“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在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5]“作为诗人浪漫气质的政治家， 毛泽东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他的理想气势之磅磅，奋斗目标之宏伟，意境之瑰丽，视野之开阔，手段之丰富，在党内是无人可比拟的。他考虑的问题和作出的决策往往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或难以置信的。他充分展开想象力和预见力的翅膀，在做出决策和设计时驰骋飞扬，淋漓酣畅。”[6]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征表现在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及经济生活理想诸方面。 一、高尚的人生理想。突出表现为崇尚圣贤。早年的毛泽东持有“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的见解，晚年的毛泽东则有“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向往。他崇尚圣贤是因为圣贤比帝王具有更高尚的品德，更能造福于大众。 二、平等的社会理想。早年的毛泽东视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为圣域。对其表现出衷心的向往。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追求社会平等的同时，对一切不平等的现实表现出难以容忍和必欲取缔的态度。5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发动的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子。他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在中国实现他所理解的、充分平等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消除障碍。 三、富裕的经济生活理想。在毛泽东看来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伴生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 现实主义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活动上都有体现和延伸，从而构成他的思想与行为的鲜明个性。青年毛泽东尤其注重人的天赋体能与意志力以及“躬与的”即直接面对“现实”，并以对“现实”的操作作为思想及实践的立脚点。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学习生活，对他的现实主义的个性来说，具有奠基的意义。那时，由徐特立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镌写于一师的校门口，成为一师校训的根本和师生的座右铭。青年毛泽东深受老师的影响，在一师时期就游历湖南农村深入调查。从一师毕业走上社会后，他强调要“踏着人生和实际说话”，“引人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7]。在出洋留学热潮中，他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去留， 觉得与其糊糊涂涂去留学，不如先对国情有个具体了解，这样到国外去“考虑时可以借资比较”[8]。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记：“涤生日记，言要转移士风，当重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闭户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9]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 毛泽东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完善和明晰。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吾于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10]泡尔生说：“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决而后起。”他批道：“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11]“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12]因此他比以前更高地强调力行、实践的重要性。他说：“凡吾思维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13]“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主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