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代习(1969—),男,江西星子人,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社科系讲师,史学硕士,从事民国史研究。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社科系,江西南昌 330034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论及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四个理论渊源:对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总结;对新文化运动“中西牵合、新旧杂糅”思想的承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西文化进行辩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研究
复印期号:200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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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4—0119—03

      1940年2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发表。 该文高屋建瓴,提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本文趁其发表60周年纪念,试图探究一下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对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总结: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①但中国古代文化随着西方的入侵而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于是开始了中西文化的冲撞和斗争。依毛泽东的研究,“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②可见,毛泽东正是在一百年来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建设思想的。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帝国主义侵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论争兴起。首先对外来冲击作出反映的是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以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主义精神,批判了封建保守思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继而洋务运动兴起,学习西方活动进入实践阶段。

      甲午战争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维新派,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主自由学说为武器,不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求用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中国的封建君主制,从学“西艺”转至学“西政”。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的孙中山,在批判封建主义时,并未走向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极端,而是力求保留其合理的因素,例如,传统文化中的民族观念、爱国主义及大同理想都被他继承;对外来文化既不排斥,也不盲从,采取“取法于人”,“取法乎上”原则。③其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有许多东西可资借鉴。所以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毛泽东新文化思想正是科学承继孔子以来,特别是近代百年文化论争这份珍贵遗产的献礼。

      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直接地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搬来使用,来不及进行认真的鉴别、吸收、消化,造成了文化上的消化不良,这就给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问题论战埋下了伏笔。

      二、对新文化运动“中西牵合、新旧杂糅”思想的承继: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外在渊源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批判封建文化时,一度暴露出民族虚无主义情绪。但有些学者对中西文化论争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提出“中西牵合、新旧杂糅”的调和主义主张,这主要以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为代表。

      1981年,李大钊著文指出,东西文明“缺一不可”,但“东洋文明即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因而“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这种新文明的创造必须将中西“二大精神”“时时调和、时时融会”。⑤李大钊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重新权衡,相调相济,显然已超越了国粹主义与西化论者的狭隘眼光,对后人的启迪是相当大的。当然,李大钊并未矜持此论,不久便转到共产主义立场上去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助益不无关系。蔡元培对于文化观持一种辩证综合的态度。他主张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特别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他认为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要有所选择、有利于消化,为我所用,“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⑥同时,学习外来文化要和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⑦蔡元培的这种文化观,显然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先进人物,特别是他反对被人同化之说,更是身处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文化性格。

      杨昌济在讨论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强调“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⑧因此,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是“审国家特异之情形”,确定“何者宜取,何者宜合”。⑨必须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⑩这显然也是中西文化调和折衷的态度。

      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是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时的得意门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18年8月,毛泽东到达北京,经杨昌济介绍。 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正是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宏发文化论之时,得职位之便,饱览新潮思想,并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又积极参加北大的两个学术团体:一是以蔡元培为会长的新闻学研究会,并获得蔡元培颁发的听讲半年的证书;一是杨昌济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为宗旨的哲学研究会。因此,他们这些文化观对毛泽东早期文化思想影响之大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西文化进行辩证分析: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内在理论根源

      毛泽东新文化思想固然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和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先进者的文化分析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促使他科学分析中国新文化产生的理论根源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毛泽东认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正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对文化作了一个科学的界定:“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2)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历史观上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取代了进化论,在知行观上以正确解决意识与存在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取代了资产阶级的经验论、唯理论、先验论和唯意志论等各派哲学。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毛泽东才对古今、中西文化论争作出科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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