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实践和理论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丰富深化，形成了一套理论形态完整、操作程序科学的工作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调查研究的对策、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把调查研究工作突出到重要位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是提高我们党执政水平和决策水平的最根本的途径之一。 一、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 调查研究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起码条件，也是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渡环节和结合点。但理论联系实际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在一定时间、地点和场合下达到结合的。毛泽东认为，要这样做，须不凭主观想象，而要深入实际，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制定切实措施，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结合。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调查研究对于解决工作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防止教条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对于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赢得革命胜利等等方面都是极端重要的。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8页）。因此，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当今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国情的特点和客观规律性，走调查研究之路。 第一，调查研究不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且要正确处理好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的辩证关系。人们通过对当时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工作，即研究，为的是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东西，这就是调查研究之功效。 一方面，现存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要了解一个事物，必然要了解这个事物内部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必然要了解这个事物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况且，事物处在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由过去发展到现在，并向未来发展下去。要认识和把握这个事物，就要掌握关于这个事物具体的、系统的、完备的材料。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坐在屋子里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够的。倘若根据“想当然”或是不合实际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来决定政策，就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工作偏差。即使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工作了较长时间的人，也不能仗着“地熟、人熟、工作熟”，遇事不愿再作调查研究。真是这样的话，必然会招致工作失误。因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即使是你管辖的地方不变，人还是那些人，工作还是那些工作，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你不调查研究就不能制定适时的对策。要是沿用原来的办法，就会显得拙笨。 另一方面，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相互连结的环节，光有调查，没有研究只能是“前功尽弃”。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继续和升华。两个环节紧密相联，相得益彰。调查使“实事”动态化、材料化、数据化；研究是整理材料，抽出“是”的过程。调查要深入实际，全面细致，准确可靠；研究要明晰透彻。搞好调查工作，要深入实际，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监测、记录等，占有各方面详实而丰富的事实和数据，掌握提供的各类信息。通常，调查的具体办法有：（1）一般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 一般调查是以了解把握全局面貌为直接目的的调查。任何事物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统一整体。为把握这个整体，便产生了全面调查的方法。典型调查，也就是“解剖麻雀”。它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局部现象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得出一般结论的方法。搞好典型调查，关键是选好调查对象，要选具有代表性的进行调查。（2）亲身考察与间接了解相结合。（3）传统调查方式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4）书面调查与口头了解相结合。当然， 调查是与研究相联系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本质，反映事物内部规律性，必须经过思考，对感性材料进行制作加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制作加工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主要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调查和研究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调查中有研究，研究时伴随着调查。 第二、调查研究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从群众出发，调查群众，研究群众，向人民群众寻求真理，就是调查研究。邓小平认为：“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0页）。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同时是社会的客体，或叫“实事”。到社会的“实事”中“求是”，制定“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然要研究了解人民群众自身状况。倘若做不到联系群众，或做不到随时联系群众，都会堕入空想和盲目的深渊。 如果做领导的心目中没有群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意愿和要求，那将从根本上失去调查研究的基础，堵塞了解国情的基本渠道。为此，毛泽东指出：“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66页）。 邓小平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1页）。为纠正这种不良倾向，“要多做点工作，多搞点调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0页）。要加强机构改革，改变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3页）。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得非常中肯，他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