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首要任务是整顿学风。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弥补理论准备的不足 毛泽东所以特别重视学风问题，是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注：《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20页。）解决学风问题可以有效地弥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准备方面的不足。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准备方面却显得很不充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和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都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如果与苏联共产党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在此之前15年，即1883年普列汉诺夫就在国外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专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分析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在普列汉诺夫之前，1869年就有《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在日内瓦问世，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也是该书第一个外文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正是这些长期的理论准备和宣传工作，使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革命者得以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直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列宁本人也有长期侨居国外，积极利用欧洲各地图书馆，包括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中丰富的图书资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运动的经历。这一切无疑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却没有上述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刚刚起步。五四运动前后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逐渐增多；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本中文译著《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同年，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先后建立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接着，全国各地也出现一些类似组织。然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极其紧迫的现实斗争却不允许这些组织平静地进行理论研究，从容地作好理论准备。它们必须结合成一个政党，以便立即担负起领导已经觉醒的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不久，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一切进展得如此迅速，就像一批大敌当前重兵压境的战士，他们迅速组织起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匆匆拿起武器，甚至来不及审视和琢磨武器本身，就必须持之去冲锋陷阵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许多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人反倒成了革命的叛徒。这种现象是发人深思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革命的理论，读过革命理论，信仰这一理论的人却背叛了革命，可见他们的读法是有问题的：要么没有读进去，要么根本没有读懂。同年，周恩来在批判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指出，立三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这一路线就不会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起领导作用。周恩来在分析李立三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式等同起来的认识错误时还指出，当时发表的不同意见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注：《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1941年刘少奇在给孙冶方的一封复信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弱点所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个弱点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他说，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仍不能吓倒我们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也不弱。不论做什么事，历来组织得很好。“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注：《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222页。）这段话是十分透辟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此前一段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造成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刘少奇指出，从客观上看，第一，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第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已很成熟，要求革命者立即从事，并且以全部力量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斗争经验的总结。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其中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欧洲各国相比有很大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注：《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