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边倒”、“一条线”到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都是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的外交将实行“一边倒”政策。 关于“一边倒”政策，后来曾引发过许多争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除“一边倒”外，是很难有别的选择的。 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暗示，只要美国不扶蒋反共，未来的中国和美国是可以建立起友好关系的。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毛泽东还曾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3页）。但美国出于偏执的反共意识形态，依然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从而关闭了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建立关系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经济，必然要寻求外援。既然不可能从帝国主义阵营获得援助，那么只能从社会主义阵营寻求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国若走与美苏等距离的“第三条道路”，不但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而且将失去苏联的援助。 然而，“一边倒”政策的最大特征是以意识形态作为标准来区分敌我，缺乏弹性。苏联在这个阵营中以老大自居，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由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中苏之间产生矛盾便是迟早的事。 70年代，毛泽东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提出了“一条线”战略。这一战略使国际关系中各方力量趋于平衡，有效地抵制了苏联的扩张，同时也改善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加强了国家安全。以后美苏战略力量渐趋平衡，中国为避免被他国利用，决定走与各国和平共处的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 这个任务是由邓小平来完成的。1982年12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宣告了中国的外交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行动取向，也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而是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新的外交政策改变了过去与他国关系非敌即友的状态，无论对方的制度、信仰如何，只要遵守五项基本原则，中国都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不作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给中国外交带来的是更多的与各方打交道的余地。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给苏联东欧国家带来了剧烈动荡，这种动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邓小平总结了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教训，主张“冷静观察”，不进行意识形态论战。对于苏联内部不断的权力更替，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内部事务应该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尊重苏联人民的选择”（《中国外交概览》1992年卷，第231 页）。就是到了最后，苏联政局发生剧变，联邦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上台，中苏关系都没受影响，乃至1996年，中俄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邓小平主张的不结盟、不树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策略，给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外交舞台。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提供给世人一种解决各种争端的全新思路 从50年代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起，台湾问题便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焦点。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症结。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视台湾为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肯放弃插手台湾的机会，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着不协调。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在建交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台湾问题上，因美国有所保留，问题并未解决，双方在建交声明中各说各的，意见相左。美国的声明称：“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中国政府则声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312、313页，谢益显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拒绝承诺不使用和平解决之外的其他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都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转引自《邓小平的外交艺术》第113页，傅耀祖等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1960 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所有军政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双方互约，不派人员做破坏对方的事情。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可说是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雏型。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时，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台湾的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可以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邓小平提到了两种制度的问题，“一国两制”的构想已初现轮廓。1984年6 月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工商代表团时讲，大陆和台湾谁也不好吞掉谁，只能另找办法，那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办法照顾了各方的利益，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办法。1985年5月，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一国两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使之成为处理港、台、澳的指南。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从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那里继承而来，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概念，它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现时代的特点，且符合各方的利益，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这个新思想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为国际上许多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