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性鲜明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模式，或伟人模式，或知识模式，或道德模式，或明星模式。一代巨人毛泽东有无理想的人格模式？有的。本文认为，“鲁讯——白求恩模式”堪称毛泽东的人格模式。其中，鲁讯代表智者——战斗——爱国主义模式，白求恩可谓圣者——奉献——国际主义模式。 鲁讯式的智慧、战斗及韧性品格，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民爱国心态，对毛泽东而言，有着终生的吸引力和不朽的表率作用。毛泽东认为，鲁讯的巨大鉴知意义在于：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论》，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0页。），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98页。）因而，鲁讯的方向， 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方向。这五个“最”，充分表明毛泽东与鲁讯人格结构的呼应及深刻沟通。早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讯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称鲁讯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具备坚决的心”，“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成百上千的知识者和思想家中，毛泽东从未如此一贯、如此崇高地评价过鲁讯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毛泽东一生紧贴现实、崇尚实践以及诸多革命的言行思想，都可视作鲁讯式战斗人格张力的结果。 白求恩，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受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其奉献精神具有浓郁的“圣者”意味。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表达了对白求恩人格模式的认同：“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0页。 ）五个“人”的核心是道德高尚，有益于人民。道德高尚须自我完善，有益于人民则显示了对于他人和人类的关怀。由此看出，毛泽东的理想人格构架，既满足了个性发展的需要，又充分考虑到集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利益，并以后者为归结点。这意味着，毛泽东已超越“小我”走向“大我”。正如他向斯诺表明的那样——“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注：转引自尹均生、龚举善《试论〈西行漫记〉的生命意念和人类意味》，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3），6页。） 就毛泽东人格生成的外部机制而言，与“鲁讯——白求恩模式”的结构性召唤和目标性导引密不可分。就其人格生成的内部机制来说，则显然有着更为博大、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渊源。 一、传统本土文化滋养了现实复浪漫的人格特征 中国传统优秀本土文化对毛泽东的人格生成有着至为重要的本质意义。纵观一生，他将主要精力首先放在了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方面，致力于从根本上行之有效地解决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统一问题。鉴于此，他不仅努力谋求把握中国的现实，而且将探寻的目光投射到传统文化的底层，对儒、道、墨、法、程朱理学、明清实学及“三李”诗学等作了深入研究和独到辨析。个中，儒道墨法和“三李”诗学分别从现实和浪漫两大基本层面帮助了毛泽东确立武能定邦、文以治国、文武并重、礼法同举的人格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复合人格特征。 儒家思想作为漫长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中国思想界达数千年。其穷则独善其身、达而兼济天下的自修、参与意识及仁为至德、“人皆可以为尧舜”、“君子儒”等人格思想，对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自律精神、民本思想、乱中求治观念以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责任意识和大同心态，很难说不是儒学思想批判性的逻辑延展。应该指出，在辩证地批判、扬弃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人格等级观念的同时，毛泽东极大地张扬人格平等、民族和谐、国家互利，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赋予“圣人与我同类”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应该看到，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更能以平民眼光审视传统儒学体系。这不仅更加坚定了其吃苦耐劳、朴实无华、公而忘私的品行，而且创造性地形成了立足现实、以土地为本、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为工农兵服务等全新的革命观和价值观，并使其个人人格一跃成为新中国民众性格的聚焦和象征。 道家的辩证思想及宇宙本体、天人合一的大宇宙、大现实、大浪漫意识，对毛泽东宇宙与个体、宏观与微观、思辨与浪漫等二元多极人格空间的构成富有启示意义。对于墨家，毛泽东以分析的态度面对“兼爱”、“非攻”命题，撷取其“尚贤”、“尚同”精华，尊重知识，礼待人才，力主四海团结，民族和睦，国家统一。至于法家，毛泽东否定了它的“息文学”主张，发展了“明法度”思想。有人所谓毛泽东只重权术、不明法度的说法显然缺乏充足的依据。事实是，毛泽东对古代诸如荀子、商鞅、申不害、慎到及韩非等的法学、法制思想极为重视，并创造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法制为核心、礼法互用、术势一体的法治思想，即在宪法、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辅以思想教育、权威影响、政策约束的治国治人之道。由此，毛泽东法、术、势结合，有法有度，文武并重，刚柔相济的人格魅力得以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