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226（1999）06—0035—05 一、问题的提出与大转变观 国内外理论界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思想转变的研究基本限于同一分析框架，即世界观转变的研究，通常着重考察他们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分析框架源于梅林、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研究。列宁在1914 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就指出：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P59）。目前，虽然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完成思想转变的具体时间界标还存在分歧，但对于这一分析框架思路都普遍接受，并将其模式化，推广开来，作为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各国无产阶级领袖思想转变的一般框架模式。 固然，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时，这一分析框架是有其科学性、合理性的，但将其推广开来，用于分析马、恩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转变就不完全合适。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与其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转变是两种不同质型的思想转变，前者属于原发内生型，后者属于继发外生型。所谓原发内生型思想转变，是指由于对一种新世界观的首创性发现所带来的个人思想的根本转变。它的突出特点：一是独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探索；二是新世界观的首创性发现；三是以这种世界观作为自己人生理想和追求，并用它来唤醒更多的人。在这里，是否首创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世界观是关键性因素。以此衡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属于这种类型的思想转变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所谓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是指在直接继承接受他人发现的新世界观的基础上实现个人思想的根本转变。它的突出特点：一是经历了多元的理论（世界观）选择过程；二是全面彻底接受前人发现的新世界观作为个人的终生信仰、理想和追求；三是以这种新世界观为指导，来开拓自己国家或民族的伟大事业。在这里，选择、继承、实践、发展四部曲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以此衡量马、恩之后的各国无产阶级领袖的思想转变，都属于这种类型。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质型的思想转变过程。前者是独到的理论发现和创造过程，后者是多元理论的选择过程；前者是新世界观的首创性发现过程，后者是已知世界观的认同和继承过程；前者的根本意义在于其世界观的划时代创造性，后者的根本意义在于其所选择的世界观在各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与该民族、国家革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丰富和发展。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将后者理解为个人伟大理想的确立及其在自己民族、国家范围内化为现实的过程。对此，国内已有学者从其它角度道出其中的机理，指出：“理想把现实活动与未来结果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个体迈出的每一步都向着这个既定的目标接近……。”[2]（P71—75）由此可见，如果说原发内生型思想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志是看其首创的世界观的彻底程度，那么，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志则不这么单一，它不仅要看对既定世界观接受和继承的全面程度，认识和理解的深刻程度，而且要看对这种世界观具体运用、完善和发展的科学程度及成功程度。这就出现了双重标准，且二者的重要性是同等的，缺一不可的。而这后一个标志已超出了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思想转变问题的分析框架，即超出了单纯的世界观转变研究。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建立大转变观作为研究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新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的主要特点是将对领袖人物思想转变的考察视野放得更宽，不仅考察其继承接受新世界观的复杂选择过程和最终全面程度，而且考察其对新世界观认识、理解的深刻程度，更重要的是考察其将新世界观与本国、本民族革命和建设事业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程度。基于这种认识，大转变观借鉴了现代系统科学的分析理路，即“输入→输出→反馈→输入”分析，将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整体系统，它是由选择、继承、实践和发展等前后相继、谐调互动的诸要素组成。因此，对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分析，也就随之转化为对“选择
”过程的双向动态分析。这相对于时下理论界那种单向静态分析框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改进，更具客观性、科学性。 具体看，大转变观对于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充分注意到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两重性特点，即，一方面，是对本国、本民族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是个人信仰和理想的选择和确立过程。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离开了前者，后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将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意义或价值，坠入个人奋斗或宗派主义的狭小天地；离开后者，前者又将丧失科学理论的指导，陷入盲目性，很难获得成功。这两个方面谐调互动，共同构成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完整的内在逻辑基础，必须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研究该类型思想转变过程的两个基本评价维度。否则，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做文章，人为地割裂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必然造成此项研究内在逻辑上的缺陷，影响结论的科学性。 其二，还充分注意到继发外生型思想转变的实践环节和其反馈过程对于最终完成转变以及我们认识这一转变过程的价值，自觉确立实践标准。它不仅重视思想转变本身内在逻辑轨迹的分析，重视对时代大环境的分析，也重视对新世界观在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状况的反馈分析，使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相结合，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上确立实践标准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中确立实践标准意义同样重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从长远观点来看，在实践中屡屡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挫折乃至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其科学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