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始终是从文化层次来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民族危机。“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即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进行反省，以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国能走上自由解放之路。 以“五四”运动为界，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之前，在对待古今中西的关系上，是以中体西用论居主导地位，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思潮在辛亥革命后日渐衰落，然中西调和的主张在思想界仍占上风。诸如“中西互补论”，其骨子里也还是“以中补西”。“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尊孔复古思潮和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极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是“五四”运动不朽的历史功绩。而其不足，则是思想界的形式主义。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对立双方均持僵硬的文化观，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思想方法片面性和绝对性。这样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进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综合创新文化观就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本文试对这一新文化观作一些历史观察，并以此纪念人民共和国诞辰五十周年。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确定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的总结，从而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五四以后出现的东方文化优越论（以及三十年代的“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论争，及至三十年代在思想方法上开始有了变化，即较多的人采取一种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论对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外国传入的文化不再加以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像张岱年等人在文化问题的讨论中，就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进行综合创新。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观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中西文化，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加以科学总结。他在吸收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和系统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首先，阐明了进行文化综合创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版，第350页。 ）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即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重视文化战线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版，第349页。） 其次，提出了进行文化综合创新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与形而上学相反的辩证方法，即“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版，第140页。 ）这种方法也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3年版，第400页。）运用这个方法，对待古今问题， 首先要求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其次是这种承继，这种清理应当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此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同样，运用这个方法在处理中西关系问题上，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有没有这个吸收是不一样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这同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继承、借鉴是为了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毛泽东认为，这个“用”并不是简单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那种“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化教条主义。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是“推陈出新”。对于外国的东西，“全盘西化”不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行，因为这里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版，第752页。 ）关键是要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长处，“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版，第7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