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外经营”，也称“体外循环”，主要指的是金融部门私设账号，躲避监督，发放贷款的非法经营活动。这种“账外经营”曾被认为是搞活的“高招”，是扩大吸收存款的“秘密武器”，那么，账外经营究竟“经营”出了什么? 为诈骗活动开绿灯。由于“账外经营”是银行内部的一种经营活动，对外则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储户则被“蒙在鼓里”，因而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账外经营”的手段进行金融诈骗，曾轰动全国的“三仁”集团诈骗案，正是账外经营酿成的苦果。1993年初，河南荥阳农民任成建，为在荥阳开办企业，求荥阳市中行副行长陈健民帮忙贷款200万元，一年后贷款到期，陈健民多次催要，任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又从郑州中农信拆借资金至荥阳二十里铺信用社，再用荥阳中行担保把钱贷出来。后来，郑州中农信又催要这200万元，任成建走投无路，又找到陈健民商量出一条妙计：用账外经营来吸收资金堵窟窿，于是，任从外面拉资金，陈采取用底账联和客户联分别填写、利用额不等的办法给出资单位开具大头小尾的定期存单。资金不入荥阳中行的大账，走“体外循环”，将拉来的资金转入“三仁”集团的名下，任再从这部分拉款中归还200万元贷款。这一“账外经营”的缺口一打开，便酿成了中原第一诈骗案。几年来，任成建等人采取变更、伪造定单和采取协议合同拆借等手段作案37起，诈骗了47亿人民币及150万美金。如商丘地区农业银行营业部存款2500万元，但在底单上只有3万元。账外经营不仅使他们还清贷款，任成建摇身一变成了“富翁”。 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提供了方便。由于账外经营不受监督，这笔款项就成为一些银行工作人员的“摇钱树”，他们以此为资本搞“钱权交易”，谁舍得“下本钱”，就把钱贷给谁；把款贷给谁，谁就得给“好处”，甚至赤裸裸地“明码标价”，按一定比例索要。中国建设银行原深圳蛇口支行副行长王军锋，采取不用存单或有存单不入账的手法，账外非法经营人民币、港币和美金贷款，折合人民币23亿多元。王军锋利用贷款之机，收受贷款客户贿赂人民币131万元、港币100万元，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中仅为三通公司账外贷款3.21亿元，收贿一次就达10万元。郑州市三官庙储蓄所负责人李会琴，在短短一年零十个月中，以吸收存款不入账，造假账，私刻储户印鉴等手段，贪污挪用存款1800万元，平均每月作案100多万元，李会琴伙同情夫购置64部客车、轿车，做起运输生意。由于是“账外经营”，上级主管部门毫无觉察，只是在一个储户要求对存款进行加密，找不到存折底单时，才露出破绽，并被举报。 干扰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改变了资金的正常流向，影响了社会安定。苏州市交通银行行长蔡涵刚把“体外循环”作为一个致富秘诀，1990年蔡涵刚和原苏州市副市长杨荷生等人成立“信谊集团公司”。经过一番活动，6家非法银行金融机构入伙。他们假委托账户，从而使他们精心设计的“体外循环”、“南北计划”畅通无阻地运转起来，上亿元的资金，便绕过金融规模控制，源源不断地从他们手上转来转去，巨额资金被他们任意挪用投资，造成巨大损失。如1992年5月至11月，蔡涵刚等人3次从“体外循环”中借资给海南万丰房地产开发公司1.3亿元，至案发时，分文未归；1992年，给海南某个体老板贷款7000万元，至案发血本无归，而蔡等人得到了194.5万元的好处费。从1991年至1993年6月，蔡涵刚等人利用手中权力，通过“体外循环”，借款给亲信、亲属和关系户，从中收受贿赂达140万余元，非法所得40万元，他们成了“百万”、“千万”富翁，但苏州交行在他们的蛀蚀下，竟落到周转资金不足40万的地步，到1993年8月底苏州交行人民币存款13.8亿元，贷款13.79亿元，存贷比到了1∶1的极限。由于巨额贷款难以收回，向外拆借的资金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存款无法兑付，债主纷纷上门催讨，诉讼络绎不绝，金融信誉受损，金融秩序遭受严重冲击。开门营业无法保证，致使苏州交行严重亏损。据审计，1990年至1993年6月，蔡涵刚等人严重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利用6个单位在苏州交行开设的假委托贷款账户，进行违章违法拆借放贷，累计发生额达41亿元，实际占有资金15.32亿元。截止到1993年底，苏州交行“账外经营”的假委托贷款余额8.4亿元难以收回。8个亿，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这么多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将产生多么大的经济效益。 “账外经营”，危害之大，决不能低估，中国人民银行已三令五申禁止账外经营。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处以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账外经营，一个诱人的陷阱，“经营”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