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青年党首领曾琦（1892—1951）是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因其长期坚持反共立场，大陆史学界过去对其前期政治思想专门研究的不多。本文拟就九·一八事变前曾琦的政治思想及其形成缘由加以讨论，这对于深入了解曾琦及正确估量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当属必要。 一 九·一八事变前，曾琦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化不大，形成了其相对稳定的前期政治思想，归纳起来主要如下： （一）宣传国家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 这是他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曾琦根据自身对国家问题的理解，在当时大力提倡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他结合世界和中国的情况，对国家主义的产生根据、基本精神，以及国家主义者的任务、宗旨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之所以陷于混乱，就因为守法观念已失，爱国信条未成，没有最高道德规范一切，所以卖国贼才敢于自私自利。1925年，他发表《国家主义者之四大论据》的讲演，提出信奉国家主义的“四大根据”，即第一，“世界大势论”。第二，“本国情形论”。第三，“社会道德论”。第四，“人类本性论”。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国家主义者，合国情顺潮流主义也。国家主义者救中国唯一良方也。欲救今日之中国，非国家主义不为功矣。并且进一步声称：欲中国政治上轨道，外交占胜利，社会得安宁，当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以全民革命为手段，合四万万人之力，中国各民族合力同心才行。为此他大力宣扬“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强调国家的利益和作用，提出凡破坏国家者，国民应群起诛之，凡为国建设者，国民应群起而助之。指出国家可以要求人民作任何牺牲，人民对国家只有牺牲的义务。主张建立全民国家，实行“全民政治”。采用“普选”、“职业代表制”、“联省自治”、“妇女参政”等，建立“民治政体”；建议采取贸易保护、统一税则、开发本国实业等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 与此相关，曾琦还大肆抨击马克思主义。他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否定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早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期，他就反对用马克思学说指导学会活动，坚持把它办成一个纯学术性的团体。在留法期间，他给王光祈信中更称要研究蒲鲁东学说，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华的传播。并以《先声》周刊为阵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他表示不赞成马克思的“物质支配精神之说。”（注：《曾琦传记资料》（一）第103页，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认为“政治重于经济。因一切经济制度，均可由政治权力变更之也。”（注：《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 186 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1923年12月，中国青年党成立，曾琦在他起草的《建党宣言》中，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认为马克思主义太过注重阶级对立，提倡阶级斗争，主张劳工革命，是忽视了其他各界，减少了革命的势力，远不如国家主义“兼顾各方，易收实效”。而中国现实并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他力主阶级合作，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曾琦看来，实行共产主义，必须具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在精神方面，须共产主义观念普遍，公共道德发达；在物质方面，须工业发达、交通发达。这两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均不具备，因此实行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 （二）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 这是曾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1、反对共产党 曾琦自称是：“全亚洲反共最早而最力之人”。（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版。）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中共刚成立，曾就对其横加指责，说建立政党不符“革命的范围和秩序”，提出要从理论上澄清共产之邪说。1923年青年党建立后，他更激烈地批评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先后在《醒狮》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中共是“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动摇国本”，“其祸实烈于洪水猛兽。”（注：《蔡元培与胡汉民之反共产论》，《醒狮》周报第46期，1925年8月22日。 ）共产党“破坏国家；扰乱社会；勾结外寇；断送家土；毁灭国魂；废弃国旗；摧残教育；破坏生产；蹂躏法律；破坏党德。”（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表示：“共产党者，世界之恶魔也。”为此他力主消灭共产党，说：“吾人自始即认共产党为大敌，决心与之作战，成、败、利、钝、祸、福、毁、誉、得、失，举皆不计。”（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积极提倡“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注：《曾慕韩自订年谱》未刊稿。）这充分暴露了曾琦思想的消极落后的一面。 2、非难人民革命斗争 大革命时期，人民革命运动日渐高涨。1924年国共两党发起了一个国民会议运动，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曾琦却指责国民会议运动是“乘机煽动，别有用心”，表示“吾人固万不能符合也。”（注：《醒狮》周报第15期，1925年1月17日。）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曾琦反对中共对工运的领导，反对工人举行罢工运动。说：“不宜轻用罢工手段”，以免“致使工厂歇业。”（注：曾琦《为上海总工会鸣不平》，《醒狮》周报第51期，1925年9月26日。）1925年8月，上海总工会被查封，曾琦在《醒狮》周报上则公开主张：“今后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暗施操纵之术”；“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不宜让共产党主持笔政，借以宣传赤化”；“在军阀未倒，外患未消之前，工人只宜参加‘全民革命’，不可遽谈阶级斗争。”（注：曾琦《为上海总工会鸣不平》，《醒狮》周报第51期，1925年9月26日。 ）这就是说共产党不要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人阶级也不要反抗资本家，不要搞阶级斗争。1926年6 月“万县惨案”发生，国内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强烈反对英国暴行，而曾琦却不以为然，声称：“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此外，他还提倡“求学救国论”，引诱学生、知识分子放弃革命的政治活动；攻击农会会员，反对蓬勃的农民运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