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西学思想的发展，是随着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发展的。但“五四”以前由于人们对西方社会形态认识不足，西学实践亦出现许多纰漏。“五四”以来对西方文化的趋向完整的认识使西学实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旧有的西学模式能不能继续下去？西方文化走向中国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西学道路和方式的选择问题上产生了困惑。然而时代要求他们作出回答，他们陷入了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思索和探讨。由于阶级、个人经历特别是思维方式因素差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而导致新文化运动同仁的分化。一部分激进和民主主义分子转化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韧性的战斗，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另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寻求另外一种他们理想的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胡适就是后者的代表。 一、弹性的西化主张 胡适是个思想“西化”倾向十分严重的人物，是全盘西化论的最早提出者。但他的“全盘”明显带有水分，具有无可争议的伸缩性。 先就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论的历史环境来看。 一般认为， 胡适是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的那篇英文稿里最早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篇文稿里， 胡适同时应用了“wholesalewesternization ”（全盘西化）和“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 ”（充分现代化或全力现代化）这两个词来表达他的西化主张（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年谱》台北联经出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胡适十分向往西方近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力图使中国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第二，说明胡适此时的西学主张还十分模糊，在词义表达上还模棱两可，含混不清。20年代末，胡适虽然十分尊崇西方文化，但是提法仍然相当谨慎，都是用“评判的态度”去对待任何一种文化的特质的，对西学表达也只是“模仿”一词。但1935年3月， “全盘西化”分子陈序经在其《独立评论》142号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 指出胡适“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注：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二集六册。）。这对于一贯反对折衷调和论调的胡适来说无疑是一种误解、冲击乃至刺激，为了表白自己和折衷派不是一丘之貉，胡适为自己作了辩护并声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全盘西化主张的”（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年谱》台北联经出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可见，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的明确提出是被“激将”出来的，是在维护自己观点反对复古派和文化折衷派主张时，不恰当地把自己“硬”塞进了“全盘西化”队伍中。胡适对“全盘西化”的理解是有其特定的内容，我们不能因为他明确赞同“全盘西化”主张就放弃对其西学主张的全面分析。 “全盘西化论”提出后，立即遭到了左翼文化界、文化复古派与文化折衷派多方面多层次的一致反对。胡适在批判对象中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在四面楚歌的境况下胡适于1935年6 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对“全盘”一词作了说明，表达了他的“原意”是：“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一百数量的解释。‘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他也“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的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与中西文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年版。）。同年7月9日胡适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答陈序经先生》，竭力申明把自己的思想同文化折衷派区别开来，再次表白自己是“全盘西化”论者的同盟军。不过他又特别指出“全盘”一词可以“妙用”，有“伸缩的余地”。对于这个容易引起误解并错误地加以传播的“硬性字”，胡适主张废掉，使之“弹性化”，改用“充分”，“尽量”等字（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年谱》台北联经出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这里，胡适显然没有理解陈序经百分之一百的西化主张，在其“全盘西化”遭到围攻时，他还在为人辩护：“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与中西文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年版。），还想把自己的思想捆缚在“全盘西化”的一方，免得沾上一点“折衷派”的尘埃；实质上他的思想本来就同“全盘西化”的理想模式格格不久，其西化主张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 由于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诸因素的差别，造成了文化的隔离机制，形成了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西文化的内在机制就有很大差别。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国间封闭状态被打破，世界各民族文化逐渐进入碰撞——融汇——再造递次上升循环往复的文化变动历程。在“融合”这个重大的文化问题上，胡适对当时种种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东方化”的观点，胡适尖锐地指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连根拔去’和‘翻身变成世界文化’两条路所能完全包括。至于此刻的问题更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的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年代如何选择去向的问题，而不是东方文化能否变成世界文化的问题”（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卷二，卷四。）。可见，实用主义者胡适摆脱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某些无益地理论纠缠，而着眼于文化建设中最见效最实际最直接的问题，即文化模式的选择和文化建设道路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作“大方向”上的选择，这个“大方向”就是“充分世界化”。完成现代化的方式就是学习代表目前现代化水平的西方诸强，从而使中国“充分世界化”，这才是胡适“全盘西化”主张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有本质的差别。陈说主张将西方模式全盘推入，全盘构筑，是指文化结果上的完全西方化，这显然是一种痴迷的热狂的幻想。而胡适主张则是文化选择中的道路选择或方式选择，是西学主体——人在意向上的全盘西化，而不是指文化结果的“全盘西化”。这种道路选择上的西化主张不能说毫无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