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19世纪的俄国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小农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之也有着产生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如果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各种观点歧异的建国理论，相当大的一部分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而这又以梁漱溟的的乡村建设理论尤为突出。可以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粹主义。列宁“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包含有三个特点的观点体系”，即“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一般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面主要就这三个方面对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和性质展开论述。 一 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就宣布这个发展是后退，是错误，是走出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了的道路、仿佛为历代基础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梁漱溟在感情上也像民粹派那样对西方资本主义持厌恶态度。他认为“近代的西洋文化是人类的一幕怪剧”。它带来了贪婪与残酷，并导致了猛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它在国际间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最近的将来又要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近代文化虽然殊见精采，值得欣赏，“然而不免野气的很，粗恶的很”。他对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求索过程一概予以否定，以为是“屡试无效，愈弄愈糟”。他指出：“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像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即“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然而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我国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之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6—10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因为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习惯，较之于中国民族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为粗浅，为低下，现在已经开发出较高的精神，实无法使之再降低，使之再回转过来”。（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2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凡以中国为未进于科学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科学；凡以中国为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同样之理，其以中国为未进于资本主义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2 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中国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 中国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但应该指出，梁漱溟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不是所谓中国的民族精神不合于资本主义，印度、日本同为东方民族，难道他们的民族精神却又偏能合于资本主义？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主要地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发育不良软弱无力造成的。并且，资本主义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不适合，而是条件不具备。正像19世纪的俄国一样，与其说中国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苦于缺乏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正是民粹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既然往西走“此路不通”，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俄国的民粹派和中国的梁漱溟都强调了两国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构想了一个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独特道路。俄国的民粹派认为，俄国与欧洲的国情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也要为俄国寻求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说：“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注：《俄国民粹派文选》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民粹派鼓吹的所谓俄国不同于欧洲的独特道路，是企图在俄国业已消亡的村社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说：“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加以理想化等等。”民粹派“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时期中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的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他们认为，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俄国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认为通过村社走向社会主义可以使俄国“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纯洁财富，避免沾染其弊端，超越欧洲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注：《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9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即“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古老的村社制度‘吸收好东西’”，“避开欧洲老婆婆所经过的危险道路”。（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甚至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道路。“如果全世界通过我们的生活获得明显的证据，证明社会各阶级的不协调不是天然的必然性，而是世界文明的人工产物，那么不仅我们的斯拉夫邻国，而且全世界都会好奇地注视我们”（注：《俄国民粹派文选》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