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四反传统，历来是“五四”评论中争议的焦点。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争论。五四反传统究竟取得哪些实绩，又造成哪些难题？全面分析和反省这个问题，无论是对于总结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还是对于回答各种关于“五四”的责难，重申五四精神，都是必要的。 一 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五四”当年，陈独秀为了回答社会上对于新文化人反传统的非难，列举了新文化人反对孔教、反对礼法、反对国粹等九条“罪案”。（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2页。）后来， 人们进一步把它概括为反对旧道德和反对旧文学两个方面。这种概括颇为流行，但由于忽略了学术这一重要界域，不能全面揭示五四反传统的实绩；同时，从文化界域的角度而不从传统自身的角度进行概括，容易产生误导，使人以为反传统的实绩就表现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鉴于此，我认为，五四反传统的实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道统的否定、学统的解构和文统的革命。 1.道统的否定 道统就是圣道承传的统系。孟子即“历序群圣之统”，并以道统继承人自居。至唐代韩愈作《原道》，便明确提出道统说，建立一个由尧舜禹而至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传道统系。当然，道统不只是一个人物谱系，其一脉相传之道是有实质内容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讲“道统之肯定”，认为道统“即为以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注：牟宗三：《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对道统的这一界定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这种教化系统，也就是孔子之道。 一种思想体系之所以成为某一社会的道统，在于它是某一社会的理论根据；中国过去以孔子之道为唯一道统，就因为它是过去社会的唯一理论根据。（注：参见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五四新文化人认为，社会是进化的， 组织国家、支配社会的“世法道德”、“日用人伦之道”也必随之兴废变迁，这就是“道与世更之原理”。（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232页。）根据这一原理，他们否定了世世相传、万代不易的道统，认为对于支配中国社会二千年之久的孔子之道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陈独秀宣称：“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是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李大钊也提出，“判孔子于中国今日之社会，其价值果何若者。”（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263页。）以现代生活为评判尺度， 重新估定孔子之道的价值，这是五四启蒙精神的重要表现。五四新文化人反道统，就是因为他们判定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不能作为现代中国的理论根据。 孔子之道如何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五四新文化人认为，一方面，孔子之道是封建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只能适应于专制政治，与共和政体、民主制度不相容。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纲常扼杀个性，是“奴隶道德”，与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独立之伦理精神相背驰。 新文化人提出的前一方面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历史上道统与政统的关系问题。儒家追求内圣外王，希图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因此，孔子之道必定要与封建统治秩序发生密切关系。一方面，道统必须约束、疏导政统，使社会排除霸道，实现王道；另一方面，道统又必须适应、遵从政统，才能被政统所接纳，在政统秩序中发挥作用。陈独秀说：“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因此，“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页。 ）正因为道统之“大本”与封建帝制有着如此不可分离之因缘，所以自汉武帝以后，孔子之道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理论根据和历代专制君主的护符；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场现代闹剧，也都以尊孔、倡扬孔子之道为先导。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三统并建”之说，试图从儒家道统中开出“民主”新政统和“科学”新学统。这实际上是说儒家道统与民主制度是相容的，而且民主以及科学就在儒家文化的系统之内。此说客观上造成对五四新文化人上述观点的挑战。但是，旧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至今没有人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中的一些人，已先后对此说作了重新检讨。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开新”说的理论困境，对此说深表怀疑。（注：参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76～82页。）成中英先生则指出，“开新”说认为儒学的传统可以充足地引生科学和民主，而实际上，即使在最宽广的解释下，内圣也是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导引出科学与民主的。因此，他针对“开新”说而提出“重建”说。（注：参见余秉颐：《近年海外新儒学的动向述介》，《哲学动态》1998年第12期。） 新文化人提出的后一方面问题，即孔子之道是否适应现代精神生活的问题，是当时政治思想界的争论焦点。当时有人提出，三纲五常之说并非孔子思想的本旨，应分别对待孔子儒学思想与汉宋诸儒的孔子之道。新文化人断然拒绝了这种观点。胡适说：“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注：《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610页。）他们决意把矛头直指孔子，也是出于反道统的需要。儒家把道统追溯到尧舜，只是为了显示孔子之道的悠远，至于孔子之后的道统谱系，则有各种不同说法，真正对道统起维系作用的只有孔子。所以陈独秀说：“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54页。）由于孔子是维系道统的关键， 否定了孔子也就否定了儒家道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