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是一个国家立足于国际舞台的依据。这个概念中包括了物质的非物质的多种因素。准确地认识本国的国家力量，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并不容易。80年代前后，各国政治家、学者，在分析、研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使用了综合国力这个概念。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但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国内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有所不同。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国际地位，有着直接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辩证认识国家力量，独立自主，利用矛盾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毛泽东在认识国家力量方面的特点就是能够将国家力量放到时代的、国际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同时特别重视非物质因素在构成国家力量中的特殊作用，从而使其对本国力量的认识和分析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超前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中国及中国革命力量的实力地位。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实际运用了综合国力的概念认识中国的国家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新中国成立时物质基础力量十分薄弱，一些西方国家为此极端轻视中国。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时郑重地指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77。）。后来在19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77。）。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在对国家物质力量的认识上。他坚持用两分法看问题，既看到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所处的劣势，又看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非物质力量方面拥有的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建国前后他多次谈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虽然现在力量比较弱，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生事物，新生的总要壮大，总要战胜腐朽的，小的要变成大的，强的要让位给弱的，这是一个规律。（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77。）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充满信心的依据，也是他敢于在实践中与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碰硬的依据。当时，毛泽东敢于让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朝鲜半岛、印度之那半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较量，在中苏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让一穷二白的中国同时抵制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控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上树立起了新中国的崭新形象，相比较之下，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由于缺少了对非物质力量因素的认识，过低估计了中国的国家力量，在五六十年代，他们贸然卷入针对中国的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结果在消耗了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之后一无所获。这是他们迷信物质力量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充分运用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家实力地位。采取一边倒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是重要方式之一。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是依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加速经济恢复和发展，并提高国际地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一边倒是为了争取国际援助，而不是寻求庇护。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3—1474页，人民出版社，1991。）。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领导人在实行一边倒方针的同时，坚持了独立自主。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就强调过：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首先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怀里（注：《周恩来选集》上卷，321—322页，人民出版社，1980。）。这也是中国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因为一边倒而削弱国家力量的关键所在。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能和精湛的外交艺术，使这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得到了透彻的实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贡献，使国际社会第一次认识了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同时也为经济、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 “利用矛盾”是毛泽东发挥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家实力地位的又一重要方式。50年代，毛泽东利用美蒋矛盾，炮击金门，成功地粉碎了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当时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都还不成熟，利用矛盾，冻结现状成为最佳选择。70年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更是毛泽东运用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力的精彩杰作。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划分的根本点就是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从而增强自身实力地位。当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主要是为了缓解中国周边的军事压力，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果断地、带有突破性地放弃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标准，突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这一对主要矛盾，特别是突出苏联这个主要矛盾方面，从而确立起全新的划分敌、我、友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名的三个世界战略划分。毛泽东实践他的战略划分思想是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入手的。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影响世界的两极格局中，形成了一个关系微妙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尽管今天看来，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它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划分。同时也为我们在新时期争取更高的国际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