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功的关键，是集中体现邓小平理论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回顾党的八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次作出工作重点转移战略决策的成败得失，找出第一次未能坚定转移的原因及第二次转移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对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更自觉和坚定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与八大正确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却未能坚定不移地实现转移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实质上第一次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次年2月和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号召将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是，这个正确的方针并没有在实践中始终贯彻到底，尽管在三年调整时期，党的工作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总体上长时期未能把工作重点在实践中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仍坚持“两个凡是”，未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那么，八大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为什么在20多年内未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呢？ 首先，“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根本原因。 这个“思想准备不足”也就是江泽民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理想化社会主义模式影响，追求“一大二公三纯”，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轻生产力，导致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本来，1957年党提出了改革高级农业社体制，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等政策，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但毛泽东却追求理想社会主义，随即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主张，认为它是“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 294 页，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归结为消灭阶级和工业比重占70%两点，我们则主张“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注：转引自江流《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第188页， 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并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注：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2 期第48 页。 ）到1966年他又提出《五七指示》，要求全社会“亦工亦农亦武”，逐步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批判资产阶级，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必然离开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主要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错误地把民主革命的理论、方法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提出要“以苏为鉴”，并试图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但由于“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这样， 毛泽东主观上十分迫切要求发展生产力，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尽快改变经济技术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怎么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呢？毛泽东鉴于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确认“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造之后。”（注：转引自江流《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第187页， 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因而不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新情况，违背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过份强调“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作用，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因而发动群众搞“大跃进”，力图用革命冲击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后来虽对“大跃进”的失误有所察觉和纠正，但还认为是“三面红旗”之一，不能动摇，否则就是“黑暗风”。1962年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两岸关系紧张，更使毛泽东感到“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问题”，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致随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列宁1921年《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告诫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恰当地运用革命方法会造成“碰得头破血流”的恶果。 （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也有不尽完善或疏漏之处。一是没有从基本矛盾的分析中明确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在实践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从而使他一方面提出工作重心要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另一方面又轻易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在理论上陷入了把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对立的混乱。二是未对过渡时期结束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作出准确判断，因而遇到新的阶级斗争就容易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三是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矛盾”的主要方面归结为生产关系领域的非纯粹公有经济，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并把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归结为“兴无灭资”、“破私立公”和“继续革命”，终于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掉了经济建设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