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回应与选择，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个案的剖析，提出自己的思考，希望有助于人们认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只有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之路，实现独立和富强。 一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中进行，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中国社会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农村问题。近代以来由于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兵祸匪患加上天灾使中国农村日趋破产。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使之接近崩溃的边缘。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声中，“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等口号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呼声。 这样的背景促使中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及爱国知识分子都把他们的视野与关注转向了农村，农村社会为各阶层、各阶级、各政治集团所瞩目，可谓前所未有。蒋介石在他统治地位稍得稳固后，就推出了“新县制”，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加强对农村控制的同时，也在谋求通过对农村进行经济改革，改变农村的现状，以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则从1927年的挫折中逐渐清醒，重新探索夺取全国政权及社会改造的根本道路，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通过土地革命的实践开始了改造乡村社会的全方位工程。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受到良心的驱使，怀着救世济民的真诚愿望，纷纷下乡，企图通过推广某些措施，拯农民于水火之中，复兴农村，繁荣农村，并希望藉此找到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这一知识分子下乡热潮，使20年代就已在山西、广东、河南等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到30年代初扩展到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西、浙江等地。这场全国范围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史上重要的一幕。 二 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试图从乡村切入，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良，生产技术的改进来复兴农村，以农村带动中国问题的解决，使中国走上民族自救的道路。这是一些既对国民党独裁政权不满，又拒绝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而对西方文化有相当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种选择。乡村建设派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中国不需要制度性的根本变革，而应返回“农村社会”。所以，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走以教育复兴中国的发展道路。由于背景与动机的差异，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队伍相当庞杂，先后有600多个团体跻身其中， 但能形成系统的完整理论，有明确的社会改革方案，并付之实践，真正独树一帜的，当数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目睹中国的贫弱，立志救国，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认识为基础，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方法。梁漱溟认为就其现象而言，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日趋败坏，呈现出旧辙已破而新轨未立的混乱现象；就其实质而言，当时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伦理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相袭千年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崩溃，而新的社会结构却没有建立，造成了以调和、持中、忍让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失调。这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中国没有革命的原因，只有建设的对象。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既无法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亦不能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社会主义的路”（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通过对中国农村进行基础建设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才能使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解放之路就是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现代欧美新的科学技术文明，为中国重建新的社会结构，以推动民族复兴。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主张沟通中西，尽量吸收西方现代社会的长处，乃至苏联共产党的有益经验，以创造出一个为全世界所没有的最进步的文明社会。显然，这与盲目地主张全盘西化者根本不同，也与封建顽固的守旧派存在着差异。沟通调和中西，就是把中国固有传统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互为调和，而不是政治制度上照搬西方的一套。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中国问题“与其谓之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注：梁漱溟：《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乡村建设旬刊》4卷，7～8期合刊（1934年10月11 日）。）。他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 三 为实践自己的理论及理想，1931年6月， 梁漱溟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来个县进行长达七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 梁漱溟对重新建构中国新的社会组织作了具体设计，其基本特点为：在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条件下，重整乡村组织，重建新的法制习俗，以解决中国文化失调的问题。梁漱溟及乡村建设派认为，重建乡村组织的关键在于村学和乡学。从形式上说，乡村学仍和其他乡村工作团体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教育农民、培养农民入手，以改造乡村，建设乡村。就实质而言，乡村学并不只是个教育机关，还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他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或部分的青壮年农民，而是包括了一定社区内的男女老幼人等。按照梁漱溟及乡村建设派的想法，乡村学发展起来之后，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并扩而大之，使中国成为政教合一的有组织的社会。乡村学在政治生活中引导和推动农民参与团体生活，关心团体的事情。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力量，这是中国散漫无力，落后于西方，无法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所设计的乡村学，就是要吸收西方生活的长处，启发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树立一种团体意识，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梁漱溟及乡村建设派认识到，只有发动组织农民，使之团结起来，才是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这一见识要比其他乡村建设团体只侧重于某些枝节问题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可惜的是，梁漱溟把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乡村居民组织在一个团体内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