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1928年出任山东教育厅长，直到1942年，任教育厅长长达十四年，在任职期间，一方面努力发展山东教育，一方面注重教育规律的探索和理论研究，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其中的一些思想理论和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从事教育的指导思想 何思源任山东教育厅长后一面对山东社会现实和教育界状况进行考察和研究，一面采取措施整顿和发教育教育，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几种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既是他对社会现实认识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为发展山东教育而积极奋斗的指导思想。 其一，教育救国思想。何思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就树立爱国、救国的志向，他曾叙述自己当时思想状况说：“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 年版， 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欧美留学时期逐步确立了科学教育救国的思想。留学归国后，直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被聘为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图书馆馆长，法科主任和政训处副主任等职。1928年，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北伐，何思源以政治部代主任身份随北伐军到达济南，正遇上日军出兵山东，亲眼目睹了“五·三”惨案。他任山东教育厅长后，对此进行了认真总结，得出六条教训：1.国内的军阀不铲除，外侮的发生便不能杜绝；2.应将教育权完全收回，励行义务教育，使中国人人具有爱国的热忱，雪耻的决心；3.认清帝国主义者“和亲”的假面具，只有自己努力的民族才有在世界上存在的权力；4.将一切中外的不平等条约根本取消，租界收回；5.对日厉行经济绝交，力防文化侵略，对国内应努力唤起民众，共同奋斗；6.“五·三”惨案虽发生在济南，受辱的却是整个中华民族，凡我国有都应记此国耻（注：何思源：《‘五三’惨案给我们的教训》，《山东行政周报》第90期。）。由此可见，何思源已把发展教育做为救国的主要途径，并把二者结合视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战争一旦爆发，山东省则首当其冲，民众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有所准备，而社会现实却不容乐观。何思源曾对此分析说：“九·一八以降，外而帝国主义者加重其侵略，内而天灾人祸加重其压迫，国家地位，愈形动摇，国民意识，益复鄙陋，全国农村无不宣告破产，中华民族整个向下沉沧，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注：何思源：《如何实现新生活》，《民众周刊》第六卷第21期。）严峻的国内形势加重了何思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教育提高山东人民的基本素质和爱国意识，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准备，成为他这个时期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在《告山东全体学生书》中强调：“救国要图，首推教育。……时至今日，非学术不足以救国，研求学术之责者，即为在校求学之诸生，诸生之责任既若是重大，即诸生欲自暴自弃，亦为本厅及学校所不许。”（注：何思源：《告山东全体学生书》，《山东教育月刊》，1928年创刊号。）他后来总结推广爱国教育时说：“我的爱国教育宗旨始终不变，没有人能撤掉我这个厅长，也没有人能改变我的决心。我把反日爱国教育看成山东人民的生命，必须坚持下去。我向学生、教员，向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广泛宣传，我在各县办各种训练班，后来又办义务教育，也是以此为目标。各种场合，我无处不到，见人就讲，尽力灌输爱国思想，十年如一日，不松不懈。”（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由此可见，科学教育救国思想是何思源任职山东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意识。 其二，教育求生观念。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借鉴西方对教育进行了改革，教育内容、体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意识仍存在着传统的封建意识，读书做官仍是多数人追求的目标，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次关于教育的大讨认，许多教育家如蔡元培、鲁讯、陶行知、胡适、傅斯年、何思源等都曾积极参加这场讨论，就教育现状，改革途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何思源就任教育厅长后，曾到山东各地考察社会现实和教育状况，对当时教育状况有了深刻地了解，发表了《中国教育危机的分析》、《士大夫教育恶果及教育改造途径》等论文，就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状况和改革途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具体阐述了自己改革教育的设想，提出了“求生教育”的观念。 何思源认为：当时教育的主要特点是教育与社会现实相脱节，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于国家社会无益，反而有害。“学校为社会造人才，而社会不能用，国民有智识者日多，而国家反日呈杌陧抢攘之象”（注：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 页。）。教育脱离社会现实，不仅造成了自身危机，而且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这种灾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农村经济破产；社会秩序紊乱；政治组织崩溃。何思源总结说：“以上所说的三种危险现象，总括起来都是由于过去教育错误所造成。”（注：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因此， 何思源认为：“想救中国的危亡，使农村经济复兴，政治走上轨道，社会秩序安宁，非从教育改革起不可，改革的根本原则，就是把士大夫式的统治教育改为一般的求生教育……。”（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何思源强调：“教育不是为的读书识字，乃是为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换言之，教育是工具，是方法，求生是目的。极而言之，读书识字之本身没有用处，读书识字能影响于受教育者本身之生活才有用处，真正教育之作用有二：一曰发展生活能力，一曰扩大生活范围。……教育之本意，就是发展各个人的这种生活范围与能力。教育完全为的生活。须要切实从根本上发展这种教育观念，才可挽回过去教育之错误，才可使教育救国，不致使教育亡国。”（注：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很显然，何思源的思想观念就是通过教育提高人“求生”能力，即生产、生活能力，改变教育为做官的传统意识，他后来对这种思想解释说：“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即是‘学以求生’，自创一词曰‘求生教育’。我认为人们在任何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求生’，从认识几个字，学一点技能，以至进行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都是为了生存。”（注：何兹全等编：《一个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北京出版社1996 年版， 第310、318、285、319、273页。 该书是何兹全先生主编的纪念何思源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何思源的部分论著和后人的论文与回忆。）求生教育思想既是何思源教育实践的总结，也是他在山东从事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