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界一般把1959 年夏中共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总称为庐山会议。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即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的方针，“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继续前进。会议的前期，尽管有些同志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但许多人还是对前一时期的工作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会议后期由于彭德怀的直言上书不能为毛泽东真正接受和理解，最终招致了一场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并由此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使会议转向了反右倾斗争。随后，这一倾向又扩展到全党，造成了中共历史上一次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悲剧。“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发展，终于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到来。”（注：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理论动态》1989年818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同志得到平反昭雪，庐山会议冤案被否定，“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党史学界对于庐山会议的研究才得以开始。 一、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发表 20年来，经过史学界同志的努力，不少有关庐山会议的会议记录、讲话稿、笔记、会议文件等宝贵的历史资料被挖掘出来。这些资料或被专门编订成册，作为研究庐山会议的专题资料，或以其为重要参考资料用于编撰相关的专著。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庐山会议的著作已有十余种，如《庐山会议实录》、《彭德怀自述》、《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庐山1959》、《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彭德怀传》、《张闻天选集》、《黄克诚自述》、《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思想初探》等。 在所有的有关庐山会议的资料中，以《庐山会议实录》、《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和《张闻天选集》等著作的出版和发表尤为可贵。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许多大事只有笼统的原则的决议和这样那样、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回忆录”来加以表述，对不少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说法也随之变来变去，对于庐山会议这个重大事件的记述也不例外。在拨乱反正之后关于庐山会议的各种文件、决议是有的，然而，具体的、现场的、直观的、第一手的资料却很少。所幸的是，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同志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勤于记录的工作习惯，使从1959 年6月30日他接到赴庐山开会通知时起到会议结束止庐山会议前前后后的全过程得以完整地被记录在他的笔记中，而“文化大革命”中当大批文献、档案被无知地或有意地毁灭之时，李锐的笔记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著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正式出版。另外，经过众多史学工作者出色的校勘、考订和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重要的发言、文稿、材料等都相继出版发表，这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对庐山会议的研究。 二、有关庐山会议进程和实质内容的研究 （一）庐山会议的分期 多数学者以1959年7月23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公开批判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从1959年7 月2 日至23日为庐山会议前期，也称“神仙会”阶段；从7月23日至8月16日为庐山会议后期，也称反右倾阶段。也有学者将庐山会议分为三个时期，即从7月2日至15日为前期，这一时期会议还是顺着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思路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从7月16日至8月1日为中期， 会议开始由纠“左”转向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从8月1日到会议结束为后期。应该说明的是，关于庐山会议分期的不同，其实质原因是由于学者们在庐山会议中的反倾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二）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 近2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是多数学者争论的焦点。由于在对庐山会议分期的过程中，大多数学者持“两分说”（即以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表讲话为界， 将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所以在反倾向问题上，学者门大多是分别以庐山会议的前、后期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又以对庐山会议前期的研究最为集中，争论也较为激烈。 （1）庐山会议前期的反倾向问题 任全才针对党史学界普遍的一种观点，即“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后来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提意见，会议转向反右”（注：任全才：《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连一个防‘左’的字都没有，又怎能说当时的会议是反‘左’的呢？”“从庐山会议召开背景和会议的内容看，始终是以反右为主，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下决心彻底地纠‘左’。”（注：任全才：《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其理由是：首先，从当时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来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其次，从当时的舆论宣传来看，始终未提到纠“左”、反“左”的问题，而是一再强调反右；再次，从贯彻“三面红旗”的方式来看，是“左”而不是右；最后，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左”而不是右。且“正因为庐山会议是以反右为主并不断升级，所以才把积极反‘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注：任全才：《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