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日至3日，北京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召开了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120多人， 收到论文近百篇。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四精神、五四传统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与会者对五四精神和传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阐释，丰富了这一精神财富的具体内容。 五四运动的性质。五四运动是影响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对五四性质的研究有两种角度，即五四“是什么”，五四“不是什么”。五四运动实际上由启蒙性质的文化运动和救亡性质的政治运动两部分组成。而过去对五四运动的民族救亡性质的研究常常过于笼统。段培君（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提出了两种意义的民族救亡概念：一种是古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这种民族救亡从发生背景而言与文化危机没有直接关联；另一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这是民族生存危机与文化危机同时发生背景下的民族救亡，是试图通过选择新的文化、实现文化转型和中国的近现代化而进行的民族救亡。这是一种新的民族救亡的概念。因此笼统地用救亡和启蒙这两个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来概括说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不够的。闵斗基（韩国汉城大学亚洲史学系）提出，五四运动的性质实际是革命，是为了实现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共和革命，应与辛亥革命一起称为第一次共和革命和第二次共和革命，它们共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五四运动的恒在地位在于它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 五四精神和传统。五四运动是一场意义深刻、内容广泛的伟大运动，对其精神特征和传统的理解与阐释也呈多样性。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使得她与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区分开来，成为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新的精神旗帜。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对形成五四时期爱国精神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分析后认为，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不是简单的政治概念，也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而是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心理。因此在情况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精神会一再表现出来。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认为，广义五四精神可概括为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一个“新”字，创造精神构成了整个五四精神的灵魂。彭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提出，“民主、科学是常新的历史话题。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欠缺。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且为之奋斗，切中时弊。”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分析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主张后指出，他们提倡的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冲破纲常名教的束缚，发现自我价值。因而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现代化，把人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认为，“五四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如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变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等，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认为，五四的爱国政治运动代表了民族、国家“集体”求解放、求自由、求独立的一种需要与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反映了“个体”求自由、解放的需求和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封建，是批判。但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周策纵（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学者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一词不能滥用，秦始皇以后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和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是不一样的。 关于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朱志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察了五四前后Democracy译语的演变， 认为当时在“民主”的译语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多样化的现象，这反映了时人对民主含义理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以《新青年》为例，说明五四运动的民主诉求是外铄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和精英式的。这种特征对此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优长与缺陷至今仍或隐或显地呈现。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认为，五四运动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经过不断泛化的科学，开始进一步被提升为一种主义，并多方面地向知识、学术、生活、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渗透，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绪形康（日本爱知大学）则探讨了五四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五四前的科学主义表现为化约主义和一元化的现代性理论；五四科学主义的特色则为解构主义，“以美育代替宗教”和多元化的现代性理论。 关于五四的历史地位。与会者对五四运动给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做了客观评价。萧超然（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将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制度推进到文化层面，是一次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而且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从中不断增长和提升，进而引起政治的近现代变革，开启了新旧民主主义的转换。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一次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其一定的时限，但它所蕴含或孕育发生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没有因之消失。相反，它融入到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并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的塑造。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是从五四时期开始，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是其中三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王元化提出，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是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来的。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陈万雄（香港商务印书馆）提出，新儒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应补上的一环。他认为第一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具有共性，即（1）他们都是最早接受新式教育， 不同程度钻研过外国的文化思想；（2）他们对传统学问都各有造诣；（3）虽然情况不同，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不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有一脉相承的条理”，而且五四时期新儒学的倡导者和奠定者，同样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着同样的背景。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表面看来比五四启蒙战士更深刻地把握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越五四。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认为，百多年来，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关注着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如何使中国文化重振辉煌。从这段历史中能够得到的有益的经验，可以归为以下三点：（1）在文化转型时期， 在学术文化领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存，在这三种力量的张力与搏击的推动下，学术文化才得以发展；（2）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所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 很可能都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等问题所引起的；（3）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史说明，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启蒙”，而且必须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时也应允许“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对传统批判最集中的领域是旧的家族伦理制度，因其最能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反对旧的家族伦理制度，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其目的是要造就独立的个人，这就必须从解除旧的传统家族伦理对人的束缚入手。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首先是从神权笼罩下把人解放出来，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要把人从旧的家族伦理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新青年》为个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提出了三个思考的角度：（1 ）《新青年》的反对“孔教”和反对孔子之道，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2）在《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的言论中， 是否舆论一律；（3）怎样全面理解“打倒孔家店”。 这些看法进一步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视角。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孔教）三个概念，并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家、儒学、儒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对儒家伦理蕴含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他在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的基础上，对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做了尝试性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