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K 201 1 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考察 首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斯托弗·菲茨杰拉德先生曾将澳大利亚与中国联系和交往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刚刚踏入列强的行列就派出一支军队赴华，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侵略活动。“虽然到中国迟了一些，……还是在北方伸了一条腿。”第二阶段是1949年之前，澳大利亚曾“向蒋介石政权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对中国的兴趣也由此而生。第三阶段是1972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中断了23年的两国关系由此恢复。近年来，特别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两国间商业、贸易、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加强。 然而，澳大利亚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并未与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步。与美苏日等国相比，澳大利亚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无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研究范围和研究成果也有限。但总的来看，澳大利亚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 1972年中澳两国建交之后，随着双方学术交流的开展和深入，中国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澳大利亚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被列入课程表，并招收中国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C·P·菲茨杰拉德、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和尼克·奈克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脱颖而出，不断带动中国革命史研究向专题化、正规化发展。 1.1 刊物 197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创办了《远东历史论丛》，它以醒目的汉字“史”书写于封面而引人注目。该刊主要刊登长篇学术论文，范围涉及从古至今远东各国的历史，主要以古代和近现代史研究为主。虽然这不是1份中国史研究的专刊， 但中国史研究的论文占相当数量，其中不乏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如第1卷共收入论文5篇，其中有4篇研究中国史的论文，而革命史的就占2篇。中澳建交更推动了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1979年，澳大利亚第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刊物《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封面特书“澳中”两个汉字）应运而生，并普遍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研究的高水平的国际性刊物。（注：英文名称见参考文献[1，2]。此两刊现分别更名为《东亚史》和《中国研究》。）主办该刊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该中心的研究范围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设有“研究论文”、“当代问题”、“通讯报导”、“回顾”等专栏，可以反映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革命史和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情况和最新成果。“书评”专栏每期登载评介各国研究中国问题新作的文章。总之，澳大利亚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史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史》中，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澳中》。 1.2 资料 目前澳大利亚有关中国革命史研究需备的原始资料尚不充分，有影响的史料集或专著也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唐纳德·莱斯利等三位学者汇编的一本《中国史资料论文集》，共收集25篇研究中国史所需参阅的中西文资料的论文。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关的占7篇， 尤以“中国共产党史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料”，两篇论文值得注意。每篇论文都分中文资料、西文资料和参考书目三部分。西文资料介绍占多数，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斯坦佛大学、胡佛图书馆等收藏或汇篇的资料，也有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学者所著的文献资料集。中文的资料都被译成了英文。这本论文集的汇编出版说明了澳大利亚史学家对研究中国史资料的重视。中国史学家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对相关的西文资料有所了解，可以补充中文资料的不足。此书的缺憾是资料来源有一定的局限性，会对研究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所介绍的中文资料中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是港台出版的，而大陆出版的只有《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等较少的几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中香港出版物占相当数量。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时代中英外交文件提要简介》是黄宇和博士1972～1974年在悉尼大学编写的。《文件》收藏1839～1860年间中英双方的换文，这些文件原藏于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内，1958年装运到伦敦，现存于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内。这些文件本是由英国通晓中文的“正翻译官”负责保存的，按时间顺序排列文件。由于当时清政府执意不肯培养自己的英文翻译，所以中英双方的外事交涉、公文往来只好以中文为外交语言。因此，这些文件不但可以考证一些史料的准确性或难译的文字，而且也可以补中文档案之不足。如1857年钦差大臣叶名琛随身携带的私人及官方的文书档案统被英法联军劫去，但其中鲜有外交公文，可能被焚于战火。而这些文件却被藏于英国使馆中，后收入《文件》的外交事务钦差大臣卷内。此外，从《文件》中还可以了解中国翻译发展的历史情况。最初的翻译是受英国公司雇佣的在华欧洲人，中文程度差，由于他们错译、误译公文而加剧两国紧张关系或成为英方寻找侵略借口的事例也有反映。突出的是1856年“亚罗号事件”。 1.3 综合性研究专著和专题论著 1）《中国革命》。C·P ·菲茨杰拉德（费子智）教授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学者中颇有成就者，《中国革命》是他所著的几本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该书于1953年出版，1985年再版。共10章。包括“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革命与西方列强”、“建国三时期”、“基督教与中国革命”、“革命与传统”、“中国革命与远东各国”、“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的前景”等几部分。作者关于“共产党中国”的根本性质的分析曾引起西方学者的争论。他认为，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将中国革命与西方的影响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虽然西方的革命运动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对中国革命产生过影响，但是，真正进行革命的是中国人民。中国遭受的苦难、中国人民的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中国人的。因此，西方人对中国革命研究的兴趣和侧重点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只能是第二位的。西方人不应以那些自己认为的重点为重点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历史。一味寻找中国革命发生的外部原因的研究方法，不但不会反映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反而会导致错误的研究方向。
